1276 浏览第三章大众空间的文学试验田：“文学界”、“文学岛”和连载栏目
“青未了”以刊登文学作品为主，兼有字谜、漫画、文化知识等消闲性的小版块，兼容并包，呈现出很强的综合性。《齐鲁晚报》副刊版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板块是：1992年10月6日开始刊出的“文学界”主题版面、1994年8月31日开始刊出的“文学岛”主题版面以及“连载”栏目。“连载”栏目是副刊版面最固定的栏目，主要连载小说，是副刊的文学性的保证。“文学界”和“文学岛”专门刊登杂文、散文、评论文章，同时对文坛信息关注密切。可以说,“青未了”是雅俗共赏的，而“文学界”和“文学岛”则开辟田地，将“雅”的部分从“青未了”引出，精耕细作。
第一节“文学界”与杂文复兴
杂文是报纸副刊常见的文体，也是与时代政治联系最为紧密的文体之一。在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杂文发展之初的繁盛状态离不开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的倡导和支持。《晨报副镌》的主编孙伏园也是一名杂文作家，发表关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在他主编时期，吸引聚集了钱玄同、梁实秋、郑振铎等一大批撰写杂文的作家。《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设有“随感录”、“杂感”专栏，主要撰稿的人有邵力子、刘大白、施蛰存、曹聚仁等等。《时事新报》的《学灯》的宗旨在于促进和完善教育，所以其发表的杂文多是关于教育的话题。1925年《京报》副刊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杂文的发展，主要撰稿人有孙伏园、孙福熙、邵飘萍。20世纪30年代《申报》的副刊《自由谈》里，各流派的杂文兼容并蓄，对杂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代文学史上的杂文在报纸副刊提供的空间里获得了迅猛的发展。
“十七年”时期，副刊上的杂文创作出现的两次“复兴”都以报纸副刊为阵地。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个背景下，杂文出现了一次创作高潮。蓝翎说：“我国报刊的宣传使命决定了它闻风而动的特点，一九五六年四、五、六月间，一些报刊已经零星地出现了杂文，如《新华日报》、《辽宁日报》、《人民日报》、
《文艺报》等。而动作幅度较大的并进而推动了其它报刊的当属《人民日报》七月一日的改版，在第八版创设“文艺副刊”，将加'花边'的杂文排在头条，同时'花边'之外还有较长或者较短的形式不一的杂文，如司马牛（袁水拍）的'随感'栏等……'花边'内外大大小小的杂文五百篇左右，作者二百余人。篇目之多，作者之众，影响之大，实属空前，说它对杂文的'复兴'起了带头作用并不过分。”①但是不久就出现了批判的声音。1957年2月7日，马寒冰在《文汇报》上发表《谈小品文》对副刊杂文批评谁生活中不良思想和工作作风提出质疑，继而徐懋庸在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小品文的危机》，提出了小品文在发展过程中的七个问题，并指岀“这样的许多矛盾，造成了小品文的新危机：消亡的危机”。引起了关于杂文创作的广泛讨论。但是随着“反右运动”的进行，徐懋庸的文章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人民日报》于1957年12月1日再次改版，改版后的杂文作品明显减少，其他报刊的杂文专栏也沉寂下去，杂文复兴昙花一现，杂文创作重回萧条落寞。
1961年到1962年，杂文又出现了一次“复苏”。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七千人大会”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教训，“反右派”、“反右倾”的紧张气氛得到缓和。杂文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缓和的气氛，并在创作中得到反映。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燕山夜话”专栏，他的杂文结合知识性和政论性为一体，创现代杂文的一大流派。《人民日报》副刊在1962年5月4日，开辟了杂文专栏“长短录”，陈笑雨主持，邀请杂文家夏衍、吴啥、廖沫沙、孟超、唐強轮流写稿，副刊头条刊登。1962年10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之后，杂文复苏的态势又回到紧绷中。“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上海三次与康生、江青等人谈话，点名严厉批判了邓拓、吴啥、廖沫沙三人合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他说这两部书贩卖了封、资、修毒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②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杂文遭遇了灭顶之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报纸纷纷复刊，文学副刊获得新生。杂文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又获得了新的发展。1979年1月《人民日报》开辟“今日谈”®蓝翎：《“双百”下的竞放》，《静观默想》，群众出版1993年版，第259页。张占斌，孙建军：《“三家村“沉冤》，三环岀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小言论专栏，2月《北京日报》开辟“百家言”专栏，《杂文报》创立，杂文协会纷纷成立，杂文发展如火如荼。有人说：“上世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杂文曾是报刊杂志的宠儿，几乎到无刊不有的地步。”①杂文，在崭新而自由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中重获新生。
《齐鲁晚报》自1988年创刊就在“青未了”上就设有杂文栏目“笔花”，刊登一些短小的杂文篇章，后又出现“梅士藻论坛”等杂文栏目，语言浅白平实，批评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不好的风气和现象。《齐鲁晚报》在"青未了”之外另辟田地，来进行文学专版专刊的试验是有原因的。《齐鲁晚报》经过前几年的探索，形成了集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副刊风格，这样的都市类晚报副刊强调综合性，所以刊登文章多、排版密、内容杂，试图想要营造出一种丰富多彩的氛围。但是追求综合性却造成"一些特定题材和风格的作品往往不动声色就被淹没在'综合性'之中了”。②而“文学界"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满足不同读者层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为编者提供了发挥主动性的平台，主动制定版面话题，有针对性地组织稿件。
“文学界”编辑许志杰在联系作家方面花了不少心力，先看“文学界”的作者队伍③一罗竹凤、刘绍棠、牧惠、米博华、秦牧、耿林莽、陈小川、何满子、舒展、刘玉堂、叶延滨、忆明珠、赵丽宏、江曾培、王安忆、张炜、李贯通、林希、耿林莽、马瑞芳、戴厚英、田仲济、冯英子、吴辛、李杭育、高维晞、左建明、吴若增、徐城北、荆歌、夏林、高洪德、新凤霞、余仁、邱勋、周大新、李庆西、苗得雨、范承祚、王学仲、傅天琳、赵鹤翔、孔小划等等，大多数是杂文名家，这些作家的集聚与许志杰和杂文名家罗竹风的交往有一定关系。“文学界”第一版刊登《关于杂文评奖》气是罗竹风1992年8月写给许志杰的一封通信，“《齐鲁晚报》发起杂文评选，首先应当确定征文范围没如果是全国性的而又以新写的为准，当然也是一种办法，缺点是'现蒸现卖'，未必能有理想的文章。我认为不管怎么样，应当特别重视质量，中选的杂文，最好还要出版专集，以广流传，这样就更应该强调质量第一的原则”。这封信放在“文学界”第一期的头条上，正是对"文学界”杂文文章质量的标举。
牧惠是新时期杂文的代表作家之一，曾任《红旗》文教室主任、编审。1988年离休以后，把主要精力放到杂文创作上。1993年“文学界”刊出了牧惠的一系列批读“水浒”的杂文，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入牧惠的杂文集《歪批水浒》，有：《宋江的真真假假》（《齐鲁晚报》“文学界”1992年10月6日）、《〈水浒〉当禁》（《齐鲁晚报》“文学界”1993年1月14日）、《杨志出身可疑》（《齐鲁晚报》“文学界”1993年3月26日）、《新“古本”中的李逵》（《齐鲁晚报》“文学界”1993年4月18日）、《难分难辨的“情”与“淫”》（《齐鲁晚报》“文学界”1993年6月7日）。牧惠的“杂文又有深厚的文化意蕴，既指示出当今现实问题的社会和历史文化根源，又展现出时代和民族的文化现象”。①他的杂文风格老辣而庄重，在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典藉的研究中发出精辟的见解，往往从一个细节切入，进而层层深入，借古讽今、照应现实。在《董超，薛霸之死》一文中，作者就从董超、薛霸的死说开去，发现《水浒》中被指使的小兵小卒一个个都难逃一死，而大奸大恶之人却总是能够逃出生天，董超、薛霸之流都是替罪之羊。接下来正话反说，透出强烈的反讽意味一一“董超、薛霸不该死，而且怎地也死不绝，高衙内需要董超、薛霸，梁中书、李固需要董超、薛霸,……可以说，凡是有专制，有阴谋，有邪恶，有兽行的地方，都需要董超薛霸，而且必然会有人担当董超、薛霸这种角色。……董超、薛霸这种典型是难朽的，不朽的。他们虽死犹生、代有传人，施耐庵将他们处死、一千个不应当，一万个难答应”o像这样从《水浒》中的细节来讽刺、照应现实的，还有《排座次的最佳方案》②一文。作者从一百单八将的座次这个难题落笔，虽然棘手，最终还是由“天地之意，理数所定，谁敢违拗”十二个字顺利解决。作者在这里提出，除了顺应“天地之意"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排座次的好招数：按姓氏笔画数排列，那卢俊义繁体的“卢”可就被搁到末尾了；学阿Q放豆子、平票了该如何抉择；民主表决也未必适用于未经政训的梁山泊。一番讨论下来，还是智多星吴用的方法最妙,即使花费了大量的力气刻碑文、打醜，安排公孙胜做法，还要花金子买通何道师,但总归是换来了梁山泊的安定团结。回到当下，座次的问题大有讲究，不容小视,大到分封开国元勋的次序，中到科学家、作家的署名，小到学生教室位置前后，照相谁坐谁站，各有各的规则，其实作者想说的是，像水泊梁山这样“信神信鬼⑭黄伟宗：《论学者型杂文惠杂文的风姿和气度》，《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第53页。②牧惠：《排座次的最佳方案》，《齐鲁晚报》1992年12月4日，第3版.信天命的配合”是最大的难题。在《齐鲁晚报》的副刊上，“水浒”、“水泊梁山”这样的话题备受读者青睐，作者以历史眼光关注现实，以幽默尖锐笔触，讴歌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他的杂文蕴涵浓厚古典文学韵味，被称为“史鉴体”，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
舒展1983年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编辑、《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文艺部副主任、高级记者。他在“文学界”发表的杂文大多都有较强的学术性，《普通话与方言》、《方言研究与文学风格》和《规范化与公式化》这三篇文章，基于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之间的关系，例举了种种文化现象，如影视剧作品的传播、名家名作的语言风格和语言规则上所做的突破，探讨方言在文学、文化传播中所处的位置。一些杂文则关注当下报纸与读者的关系建构，呼吁办报要有质量，要注意提升读者的阅读品味，如《报刊质量的根》、《厨师与主人》。《厨师与主人》一文将编辑比喻为厨师，将读者比喻为顾客，厨师做什么，顾客就得吃什么。而报纸服务大众的趋势更加明显的时候，读者就变成了主人，主人点什么菜，厨师就要做什么菜。在这里作者提出了问题，是否读者的低俗品味也应该满足，如何平衡读者和编者之间的关系？还是应当坚守文化立场，引领而不媚俗？在重视文化发展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精品……》一文，结合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谈论经济体制改革下文化体制改革的路要怎么走，作者提出：
“文化想要独立站得住，要靠精品”，“要出精品，没有艺术上的大智大勇的闯将和战略眼光，是不可想象的,精品的艺术智慧力量，那才是竞技场上的'拳王'"，“文化人不可存天真幻想。幻想经济上达到小康，政治上绝对清明之日再来繁荣文化，那要我们这些人干吗？在政、经、文三角关系中，文化将健康力量凝聚起来，用精品赢得受众。”文末说到：“鲁迅号召的韧性战斗精神，是不会过时的。”舒展的这篇杂文在今天看来好像没什么新意，但是在90年代社会转型期，在商品经济大潮下，文化应该在什么位置，发挥什么作用，这是非常重要而深刻的思考。
此外还有一些名家的杂文也从小处着手，以小见大，引发对社会发展、文化现状的思考。这些或冷峻、或幽默、或慷慨的杂文，在《齐鲁晚报》副刊版上，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冷静、理性观察社会的窗口。
冯英子的《吃惊之余》①从一则新闻报道呼吁全社会关注儿童教育。八个小学生谋划并实施了三起挖洞入室盗窃并挥霍盗窃所得赃款，令人震惊不己。作者在感到痛心和遗憾的时候冷静分析并发出呼吁。出现这样令人“吃惊”的案件，一定是与家庭、学校、社会脱不开关系，需要引起重视，共同反思并提出防微杜渐的办法，不能置之不顾。《吃惊之余》不仅要反思经济转型期出现这样社会问题的原因，也要反思如何去除长期以来积累产生的弊病，拯救少年儿童，就是拯救社会和国家。
叶延滨的《笑说“笔杆子”的价值》②，就一支笔和“笔杆子”这一代称引出“笔杆子"的三个作用：“十年寒窗，一朝金榜”的“撑杆”、在政治运动中“化为孙悟空的千钧棒”可以“横扫一切”、像鲁迅那样用来“清理垃圾”的“扫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转换机制”的时代，那些靠“写得一手好文章便可当官”的时代过去了，那些在“旧轨道上轻车熟路惯了的笔杆子们有强烈的掉价感”。“金箍棒”变成了专替人抓痒挠背的“老头乐”，“撑杆”和“棍子”失去了作用，只有''扫帚”还可以存在。作者通过比喻的方式，讽刺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口诛笔伐的人如今阿谀奉承的嘴脸，并且说明在经济转型的时代，撰稿人在“卖方市场”中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如果不转变观念，难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何满子的《祝寿》③批判了宗法家庭里的祝寿一类虚伪、腐朽的思想观念。老爷子哪怕做了一辈子的恶，还是在过寿的时候尽情享受这份荣华富贵和子孙后辈们的“歌功颂德”，还未过寿的老爷子更是极力捧场，为了自己下一年的风光。这些老爷子们“理不得而心安，自我感觉良好非凡，本是乌烟瘴气，却做得文彩缤纷”，作者改写鲁迅的打油诗《南京民谣》：“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作《外地民谣》：“大家赴寿庆，强盗装正经。今年捧你场，我是下一轮。”讽刺揭露了“自欺欺人”、爱面子、瞒和骗的国民性劣根性。
"文学界”想用贴近生活而硬朗犀利的名家杂文来达到引领读者的目的，这种尝试是有风险的，毕竟“文学界”单调风格比起“青未了”的异彩纷呈的确显得有些枯燥。但是这种尝试是有必要的，因为综合性副刊版面的文艺性和抒情性体裁往往缺乏力量感，不够硬朗，读者看多了软绵绵酸溜溜的扼腕感慨读者也会疲惫。杂文卓然而立的阳刚之气立足现实，针破时弊，能给读者引导和启迪，也有利于副刊版面形成雅俗共赏、跌宕有致的风格。而且客观上看，副刊鼓励杂文创作，为杂文作家提供了纵深观察社会问题和进行理性批判的窗口，这不但推动了杂文的发展，而且杂文的思想性、现实性也能够传递到大众的视野中，从而可以引导读者向高层次新思维的文化视角发展。
第二节“文学岛”与“90年代散文热”
如果说“文学界”是《齐鲁晚报》副刊空间对文学专刊的初步尝试，那么“文学岛”就是“文学界”的承袭和完善。许志杰编辑“文学界”追求精致而硬朗的风格，而韩青则在精致、专业的基础上为“文学岛”注入了个人的情思。“青未了”主编韩青与那些写“小女人散文”的报刊编辑不同，她是一位有文艺气质和文学情怀的编辑，后来也成为了一名作家。她主编下的“文学岛”重视作家作品的介绍宣传气注重副刊与文学的对话互动。文学岛“最初的动机和至今的追求，是体现内容丰厚博杂的副刊对于’文’的格外深情，取名曰’岛’，以为不敢求其'高'，不敢言其'大'，惟愿其本真的土地般的坚实凝重，吸引些以'文学'为归途寻觅着精神伊甸园的朋友们，在他们劳顿疲惫的人生之旅上，递上柄细小的但多少可以帮助点脚力的木杖。也许这己是夸大其辞了。假如它对于你只是一点远远似飞鸟的帆影，几声穿透沉沉尘烟的鼓音，传递来与你”。②韩青是一个富有艺术才华的人，她将版面命名为“岛”，就赋予了这块“土地”以诗意，让人产生一种跋山涉水、远渡重洋也要追寻的向往感。
“文学岛”设立于1994年8月31日，主要刊登散文作品，也正是在这一年《齐鲁晚报》从4版扩为8版。1996年6月齐鲁晚报副刊部发起过一次“副刊读者调查征询意见”，在这次读者意见征询中，“文学岛”专版的名家散文随笔，获得'很好'的评价比率高达61%”③。从这次调査可以看出，精耕细作的“文学岛”在副刊的文学试验田里获得了读者大众的认可，它将原来单一的阅读层次33分化，让读者有了新的选择，扩宽了读者在“青未了”原有的阅读视野，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尤其是副刊空间的散文杂文文体的阅读需求。在这样消费阅读需求之下，散文文体在1990年代报纸副刊上占据了主要地位。相对应地，散文作者群体开始扩大，小说家、诗人、学者都写起了散文，在副刊园地上发表观点、抒发情感，文艺副刊成为大众文化的发声筒。
20世纪90年代的山东女作家的散文创作取得一定成就，题材多是“都市女性随笔散文”，倾向于“状写世间的情爱和对生命的理解，传达了女性意识，流露出了作家的真情实感，展示了女性散文的多姿多彩”-①1995年9月13日的“文学岛”刊出“山东年轻女作家作品专版”，登载了赵冬苓、路也、郑建华、于艾香、李蔚红等五名女作家的散文，路也的《像鲜花开在讲台上》写自己在文学之路上的求学和工作的历程，风格幽默却富有诗意。郑建华的《童年的小姐姐》回忆起自己童年时期的往事，“文革”时期，邻居姐姐的父母被批斗，最终小姐姐也受到了影响，被迫离开城市，杳无音信。作者通过回忆换被面、被迫搬家两件事情，写出在那个年代无辜的人经历的无奈和悲痛。于艾香的《女人的赞美》以女性的视角从“赞美"谈起，赞美女性的目光，因为这目光“苛刻”而“深邃”，正能体现女性的智慧。而李蔚红《童年的屋》是一个母亲写给随着成长渐行渐远的孩子的信。“在你开始走向丰富绚丽的自我之路时，正是年龄带给我衰弱和一片茫然的时候。……我也早就看到比我更衰老的父母因为病痛和无力而软弱地垂向孩子的脸。孩子，懂得这些，会使你的生命力充满情感。”文章饱含真情，用一颗母亲的真心来写为人母的内心世界。用热烈的、坚定的情绪显示岀母亲的力量，用充满柔情和情真意切的文字感染读者。而赵冬苓的《家住城市边缘》文风沉静稳重，她从城市和乡村的居住变化，谈到都市人的生存状态，显示出睿智、果断而理性的思考问题的态度。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文学岛”对于当时风靡的“小女人散文”的冷静抵制，努力打造一片雅文学的田地。
副刊确实为散文的创作提供了广阔而自由的空间，但也产生了问题一一散文发表园地多而分散，优秀作品很可能会沉没在海量的报刊中不易显现。就拿张承志的散文《大河家》来说，这篇文章创作于1992年10月，先发表于《文汇报》，1994年1月出版的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散文随笔集收入了这篇文章，1994年8月31日在《齐鲁晚报》副刊版“文学岛”头条刊登。沉寂了15年后，直到2009年《青海湖文学月刊》再次刊载了《大河家》①。紧接着，2010年《大河家》被选为高考语文全国II卷的阅读题，这篇文章在成为高考试题之后才受到聚焦和讨论。此前只有在2000年刘锡诚在偶然读到朋友从《文汇报》剪下的《大河家》一文，写了他因阅读此文认识张而后来与张承志有一面之缘的经过和心路历程气而在2010年之前，这篇文章处于沉寂的状态。成为高考的阅读题之后，这篇文章在语文教育的领域获得了更多的阐释，多是从写作方法、艺术手法上进行阐释，在这之后才被关注散文的文学评论家所看见。副刊空间散文创作多，但是经典作品少，或者说在这个讲求“短、平、快”的空间，不利于推进作品经典化。散文观的扩大和发表园地的分散客观上推进了散文创作的前进，但却不利于经典化以及散文批评和研究。
“文学岛”不是没有思想的空间载体，在商业化市场化大潮下，强调重视作家作品思想性，强调文学对读者的精神引领作用。“文学岛”的责任编辑韩青说，“我们应该在喧嚣的万丈红尘中沉静下来，凝神深思一下，怎样在这个新旧交替的世界之末，为我们的社会文化、为我们的民族精神，增添一些大气磅礴的浪漫神韵”。③90年代初中国社会进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传统的道德规范土崩瓦解，人文精神缺失，在知识分子阵营里爆发出追寻人文精神的大讨论。“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发表后，1993年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转型更加深入更加彻底。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是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商业化程度逐步加深。其中以'痞子文人’自称的王朔等所谓'后知识分子'大红大紫，文人下海、演员走穴成为不可抗拒的文化风潮，这一切都推动了文化产业化与大众文化的兴盛。文化的商业化、文人的商人化以及商业的文化化、商人的文人化一时蔚然成风。这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直接文化语境。”国“文学岛”传递的精神引领和价值追求与张承志、张炜主张的道德理想主义和精神抵抗有相近的立场。在《说“浪漫”》一文中，王光东将“浪漫”描述为一种精神力量，呼唤文学中热情豪迈的情感的回归。“（'浪漫精神'）是在平庸的现实中人生的光明,她是保存美丽、宽容、真实的源泉，她本身包含着创造的种子，使社会充满创造的活力。”“我们文学中的浪漫精神不是消失了，是淡化了，这与商业文明、市场法则对人的影响有重要的关系，在我们的'人文精神’重建起来之时，'浪漫精神’就会在新的“人文精神”的联系中，确立起自己理想与情感的尊严。”在1995年1月18日推出的作家作品专版中，由王蒙作序，刊登了蔡桂林的四篇散文。王蒙评价《笛的记忆》：“它说的是一种精神的追求与享受，是形而上的积累与永恒，是生命本身的愉悦与忧伤，艺术常常是超凡拔俗，返璞归真，不计功利的，它告诉我们，不能忘记艺术，不能忘记人生最宝贵的这一层面，不能放弃人生的这一厚味。这是一首对于心灵的关怀与依恋之歌。”这可以看做是道德理想主义的一个侧面，追求艺术的纯粹性，追求返璞归真，而不是在商业化的浪潮中随波逐流。对人文精神缺失，“文学岛”的发声表明了它的立场，选择逆流而上。
最能够提现“文学岛”这一立场的是耿林莽的散文《试作逆水行》。①耿林莽出生于1926年，“他的散文诗灵动而精细，意象的运用十分富于张力"，“代也有作家对于“人文精神大讨论”表现出冷静置之的态度，“文学岛”1995年7月5日推出左建明的作品专版气在《就〈愧说往事〉答友人》中被问到：“你对当前文坛上关于理想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争论有何看法”时，左建明给出的回答是：“不感兴趣，现在是实践的时代，生活不理睬争论，就我所见到的目前那些有关文学的论调，几乎是无一例外的无聊，人类的存在不是靠'拯救'而是靠'自救’。”他的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倒是为我们反思“人文精神大讨论”提供了思路。在中国社会发生全面的转型时期，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繁荣的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态经历了这样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把个人从传统体制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的转变使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稳定感，从而产生“人文精神”缺失的不安全感。那么，“人文精神”是什么，或者说人们缺失的是什么，还是说并未缺失而是陷入了发展困境之中……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稳定的文化价值系统，借用后现代的理论就是，中国文化及学术还是始终处于'他者'的话语之下”③。因此，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人文精神大讨论”起始于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现实，而更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自我拯救，试图在寻找“自我”中，建立稳定的文化价值系统。
“文学岛”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它产生于商业化大潮下，因读者的阅读需求而出现，表现出贴近读者迎合读者阅读趣味的一面；另一方面，它表现出纯文学刊物的立场和举动，拒绝文学的世俗化、庸俗化、商业化的一面。编者在“文学岛”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思想感情，她一方面鼓励散文创作，并且比以往的《齐a乔力李少群主编：《山东文学通史（下卷）（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4页。a这一期刊登了左建明的四篇文章，"愧说"系列：《竹蔑一愧说往事之一》、《朋友——愧说往事之二》、《带叶桃——愧说往事之三》、《黑暗瞬间——愧说往事之四》和一个采访《就〈愧说往事〉答友人》。‘3杨蓉蓉：《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反思》，《.兰州学刊》，2005年第5期。
第三节“连载"栏目与小说《活着》
“文学界”和“文学岛”是从综合文艺版面“青未了”分出的专门性的文艺副刊，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而“连载”则以其所刊载文体的稳定性、栏目设置的稳定性和读者群体稳定性在副刊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副刊文学性的重要保证。
现代报纸副刊中连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但在当代报纸副刊中连载的分量就削弱了。这与每一时期报纸的发展状况有关，也和1949年后旧派章回小说的衰落都有很大关系。中国早期的报纸连载多属于消闲性质，目的是吸引读者，增加报纸的销路。“五四”时期，小说的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在语言形式上实现了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此时的连载小说虽然是脱胎于过去的章回小说，但与传统小说在结构上大不相同。《晨报副刊》上连载鲁迅的《阿Q正传》及冰心的一系列"问题小说”，表现出白话文小说的新的特点。抗战期间，张恨水的抗战题材代表作《八十一梦》在《新民报》连载，《解放日报》连载《吕梁英雄传》等，都釆用了章回体的结构方式。1949年5月到7月《人民日报》连载章回体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直到1956年，《人民日报》的副刊还有连载。1957年“反右”斗争展开以后，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副刊的人文化色彩日益消退。"文革”开始后，各报的副刊几乎都被取消，连载也随之消失了。副刊是社会的晴雨表。从近代报纸连载的产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报纸副刊版面重回文化本位，文学作品的连载满足了大众的精神化需求。
在副刊版开设专版专题或节日庆祝画刊这些个别情况时，“连载”栏目会出现偶尔的中断，其余时间每天都有。而且''连载”栏目位置也相对固定，位于副刊版的最底部。“连载”栏目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版块，读者群体相对固定，在《齐鲁晚报》副刊部1996年的读者调查征询中，连载版获得“很好”和“尚可的比率高达83.4%气“连载”栏目中的作品②主要有这几类：一、纯文学作品，著名作家和新锐作家的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如《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董汉河®）、《活着》（余华）、《凤凰琴》（刘醒龙）、《血，永远浓于水一一高原雪魂孔繁森》（郭保林）、《当代富豪沉浮录》（朱幼棣）等；二、名人回忆录或传记，如《我心中的周恩来》（铁竹伟）、《毛主席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逢先知）、《刘知侠与芳林嫂》（杨松彪）；三、案件侦破类，如《中国特大国际贩毒案侦破纪实》（柏令山）；四、明星写真或釆访纪实，如《刘晓庆抖落神秘面纱》、《明星主持人倪萍写真》（刘东平）；五、题材与济南相关的文学作品，如《明湖龙蛇斗-旧济南中篇社会小说》（陈志斌、杨长江）、《济南大血劫》
（朱建信）、《大明湖畔最后的午餐》（丛正里）、《鲜为人知的济南细菌部队》（朱建信）、《三不知将军张宗昌轶事》（夏云）。这一时期的连载作品除了少数先锋文学作品和一部分通俗文学.、纪实文学之外，还杂有许多娱乐花边故事，可能是因为4版时期的《齐鲁晚报》没有娱乐新闻的位置，只能在综合版和副刊版挤出一些空间来。“连载”栏目定位不明确，从而表现出良莠不齐的连载文本。
由于创刊初期稿源少且不稳定，除了少数作品如张寿彭的《女匪》、常跃强的《雾天》初次发表于《齐鲁晚报》，绝大多作品都是从其他报纸副刊或者文学杂志转载、选载的。1990年末到1991年期间“连载”栏目有不少写影视名人的生活、情感状态的作品，如《往事悠悠一一我和张艺谋的婚恋生活》（肖华）、
《三案缠身的刘晓庆》（王学仁）、《毛阿敏的悲与喜》（自述毛阿敏、撰文陈大鹏）、《您的朋友李雪健》（王永午）、《关牧村交响曲》（冯天海）、《焦志敏与安宰亨之恋》（荒雪），这些作品打着纪实文学的名义，更像是娱乐花边新闻，满足人们对明星名人生活的好奇窥私心理。但这恰恰表现出副刊连载作品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一一“留客”。
为了实现“留客”，连载作品通常具备以下特点：一、开篇引人入胜，引起读者阅读兴趣。连载文章的题目要简短醒目，开篇简洁，最好是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吸引读者。有些文本，如果读者很难从题目或者前三节使读者获得阅读期待，那么需要编者在上一个文本连载完结的时候附“连载预告”，对即将连载的文本内容进行简要介绍。二、全文情节起伏跌宕，情节紧凑，强化戏剧性。连载作品就像电视剧，人们看了今天的部分，如饥似渴地盼着第二天的报纸。如果故事情节平淡，情节推进缓慢，也不利于读者连续阅读。故事结构清晰，叙述视角单一或者不超过两个，因为连载的形式下，文本的连续性被可以切断，读者的阅读的其实是故事的片段，如果叙事结构庞大，视角不停切换，让读者记不住前情，势必会影响阅读兴趣，更不必说那些半路进来的读者，更加难以进入阅读。三、语言平实易懂，去陌生化。副刊的连载阅读其实是一种快餐式阅读，晦涩难懂的文字，在副刊空间很难收获读者。四、很少出现过长篇幅。连载内容太长，会造成读者的阅读疲劳，一般长篇连载不超过三个月。
副刊连载影响着报纸的发行量、订阅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收音机、报纸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这个时期报纸尚未受到新媒体的冲击，还处于发展繁荣的阶段。晚报填补了人们下午六点半到晚上十点之间娱乐消闲的时间空白，“新闻拉客，副刊留客”，“连载”栏目可以获得稳定的读者群体。如果连载的作品受到读者的青睐，可以明显地提高此阶段报纸的发行量。张寿彭说：
“（《齐鲁晚报》）从1988年1月1日起，开始连载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女匪》,每日一篇，共计不间断地连载了三个月零二十天。我亲眼所见，济南马路的报摊上，卖报人不叫卖齐鲁晚报，而是大喊：'快来买啊！女匪！女匪！'晚报领导来电话，说是印数大增。”①如果在年末订阅下一年报纸的时间节点，副刊推出对读者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连载作品，给读者造成强烈的阅读期待，会明显拉高报纸的订阅量。
副刊报纸面向社会大众，它的优势是出版周期短，读者群体庞大。这对于文学作品传播与接受有很大益处，能够延长文学作品传播的链条，对于文学生产和消费都产生很强的促进作用。连载未出版过的作品，可以先争取到一部分读者，形成宣传，再出单行本或由报社集结成册再发行气有的报社会在一定的时间段出版精选集，将优秀的连载作品收入气那些已发表于文学期刊但未出版成书的作品，连载栏目能够扩大原有的读者群体，同样起到宣传作用，或可再出单行本。而已出版的畅销的作品，如果能够在报纸上连载，可以获得更多读者，增加作品一部文学作品经过连载往往会产生新的艺术价值，这是因为编者在原作的艺术效果上有意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么做的目的是在有限的篇幅里尽可能地提升读者阅读兴趣，引导大众的阅读潮流，这是文学期刊阅读和单行本阅读所不具有的效果。以小说《活着》为例，这部小说是适合连载的。首先，它的语言风格平静冷淡，画面感强，提高了故事真实性，容易感染和打动读者。其次,它的叙事结构简单，故事线索清晰，虽然是双重的叙事视角，但是福贵老人的讲述占大部分篇幅，为了不妨碍读者阅读，编者有意地删减、弱化了“我”出场的部分，这样一来，读者即使没有从第一次连载开始看，也不会遇到出现第二叙述视角带来的疑惑。最重要的是，《活着》的故事情节连贯，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福贵经历的每一次苦难的结束都伴随着悲剧的开始，每一场宏大的生离死别前后都铺垫着小的细节，编者充分地利用了小说中的延宕、转折和令人挂念的节点，在连载中设置一环扣一环的悬念，偏偏让读者不能一口气读完，以引起阅读的兴趣。这是在阅读单行本和纯文学刊物不能拥有的体验，因为编者将文本进行了二次加工，在连载过程中人为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编辑将开篇一大段第一人称叙述的内容删去，直接引出福贵老人出场，讲述故事，开门见山，毫不拖沓。当连载到“福贵把全部家底输在赌场上”的情节时，以凤霞的一句“爹,你快躲起来，爷爷要来揍你了”结束，这就引起读者的好奇心理，福贵父亲听到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以后作何打算。小说的另一处，有庆听说父母为了自己上学把姐姐卖了，痛哭大闹，时隔两个月到了该上学的日子，他还是不上学，尖声喊“我要姐姐！”连载到这里戛然而止，抛给读者一连串的问题，有庆最终能否接受这件事情？福贵面对有庆的哭闹会作何反应？整本书阅读时，看似平常的情节，一旦断开就产生了新的阅读体验，让读者不禁陷入思考和猜测。
连载固然能吸引读者或者产生新的阅读体验，但是由于打破了阅读的整体性，出现零碎化、片段化的效果，会损伤读者对作品整体的审美感知。编者为了裁剪出适合版面的篇幅，并在这固定的篇幅里既要推进情节，又要制造悬念，于是常常会对一些与情节相关度较弱的环境描写、心理描写以及细节描写进行删减，对篇幅较长的作品进行缩写，这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原著的艺术表达。在连载《活着》的过程中删掉了一些推动情节发展关系不大的片段，就着前面有庆的例子来说，《收获》版的《活着》从这里开始到有庆上学前写了福贵总共两次拿起扫帚，一次没有打，第二次真打，有庆总共说了五次“我不上学”，四次“我要姐姐”。而连载版删去了福贵第一次拿扫帚要打有庆的情节，删去了两次“我要姐姐”和三次“我不上学。”为什么原作中要写这么多次有庆的哭闹？有庆是姐姐看大的，和姐姐最亲，为了自己上学而不得己把姐姐卖去做工，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但是他又害怕父亲，所以在反抗和害怕中经历了几个来回。表面看来是有庆没完没了的哭闹，其实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悲剧性，有庆越闹，越显得他对姐姐的感情之深，有庆越反抗，福贵卖掉凤霞的愧疚感就越深一分，有庆哭闹,是不愿因为自己而委屈姐姐，这么小就这么懂事，所以他的哭闹让福贵心疼，让读者心疼。虽然不影响读者对故事情节的把握，读起来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在连载中看似是删繁就简，去掉了一些重复的情节，仔细体会，发现影响了原著的本来味道和蕴涵的深意。
有时，删减和缩写会破坏故事前后呼应的伏笔，这些内容的缺失会导致文章内容和情节显得突兀。有庆之死的之所以能给人强烈的震动，起重要作用的是作者在前文所做的铺垫一一父子终于破冰和好，有庆上学时藏在一棵树后看福贵，可是到了晚上福贵看到的却是有庆的尸体，他f想到中午有庆还躲在树后面偷偷看他，难以接受儿子就这么没了。短短半日，生离死别，这种对比强化了故事的悲剧性。而副刊在连载的时候因为受栏目篇幅限制，将父子破冰和好这一段删掉T.那棵有庆躲过的“树”只在福贵在看到有庆己经死了之后的心理活动中出现,无法与前文产生呼应，难免显得突兀和粗糙，损伤了原作的艺术性。
尽管如此，还是要肯定《齐鲁晚报》副刊“连载”栏目的贡献，连载不光是增加报纸发行量的手段，更是顺应时代与社会发展，适应广大市民读者阅读审美需求的必然产物，报纸连载有着其他读物难以替代的作用。结语：《齐鲁晚报》文艺副刊的文学价值
相较于现代时期的文学副刊，当代文艺副刊培养、扶植新作家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齐鲁晚报》文艺副刊为作者们提供了自由言说的平台，对作家或作品起到了宣传作用，提高了作家的知名度。《齐鲁晚报》文艺副刊在当代文学史上重大要节点、文学潮流与论争中没有置身事外，表现岀积极参与的态度。《齐鲁晚报》文艺副刊还关注各大文学杂志的动态，关注全国范围内的作家新作。由于副刊空间占有广大的阅读群体，能够对文学动态产生快速、高效的反应，比文学期刊和文艺杂志更容易产生更广泛、更客观、更敏感的评价，对作家作品的宣传推广、接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宣传作家作品，“青未了”开设“作家特写”专栏，介绍过郭保林①、姜建国气王延辉③、有令峻④、曹宇翔气谢明洲⑥、桑恒昌⑦、吕宜芳®、苗长水⑨、王仲堂硕、刘海栖⑪、陈志斌队刘建中⑬、谟容吧孔祥雨⑮、凌宗玉⑯等作家。“作家特写”侧重的是对作家风格、生活状态的写实记录，有的“特写”表达对老作家的敬仰，或者对其新作品的进行品读欣赏。有的“特写”会介绍一些青年作家,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些青年作家同时也是《齐鲁晚报》较为固定的作者群体，文艺副刊为其提供了言说的平台，这对于作家的成长十分重要。1980年，谟容的《人到中年》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等奖，受到文学界的关注。闫循华在《人到中年得乎失乎一一作家谟容印象》羊羽在《萨里哈尔的春天一一王延辉印象》②中介绍了他的与文学结缘的经历。“萨里哈尔”是王延辉的回族名，他1971年由淄博市第一中学初中一年级考入山东省歌舞团作舞蹈演员，1976年转业至山东省图书馆成为图书管理员。1982年《北京晚报》“一分钟小说征文”中，王延辉的小说处女作《“咕噜”姻缘传》获得了优秀奖。正是因为这一次获奖，使他决心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也改变了这个前舞蹈演员的人生道路。于1987年调入山东省文联，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工作。羊羽说“王延辉的文学道路起步于新的历史时期的春天。他身上没有因袭的重负，他以全新的视角去观察生活，批判生活，他的作品无不独具时代的新鲜感”。作家王延辉在《齐鲁晚报》上发表过不少作品，以微型小说《牺牲》为例。这篇小说以老人去世时的场景开篇，回忆起他年轻时为社会工作“牺牲”家庭，疏远儿女亲情，而退休后回到家庭，只能独自度过暮年，即使儿女想要陪伴和亲近，他终究是孤独的。小说构思独特，语言平淡如溪，富有节奏感。正如羊羽所言，王延辉的“作品结构独特新颖，以清新细腻的笔触，探索人物的心灵，字里行间流动着领袖灵气的机敏和婉约，富有音乐美”。1989年，王延辉创作成果颇丰。这一年他的短篇小说《忧伤迪斯科》、《罪愆》、《褐色的梦》，中篇《中国神话》以及儿童文学短篇《小火龙》刊登于各大文学刊物，中短篇小说集《别停，别把音乐停下来》也在这一年面世。杨羽在《萨里哈尔的有一些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前，先是《齐鲁晚报》文艺副刊的读者。1991年冬天邢庆杰在火车上偶然看到了《齐鲁晚报》，被“青未了”深深吸引。回去之后11月8日《齐鲁晚报》发表了邢庆杰的诗《感觉在八月》，这是他公开发表的诗歌处女作，这鼓舞了一个农村文学青年的创作激情，让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创作。1992年2月170,《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又发表了他的《初冬印象》o此后，他便与《齐鲁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在《齐鲁晚报》首次刊登。“小小说《玉米的馨香》在2000年3月26日的《齐鲁晚报》晚报首发后，先后被《小小说选刊》等二十余家报刊转载，入选了《新时期微型小说经典》、《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二十余种选本，并荣获首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等六个奖项；小小说《晚点》在2002年10月20日的《齐鲁晚报》'青未了'发表以后，被《读者》等杂志转载十余次，还被收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编辑的《阅读版语文》o最近几年，我开始把写作重点放在了中短篇小说上，陆续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时代文学》、《当代小说》、《飞天》、《朔方》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篇，并陆续出版了小说集《谁为你在雨中哭泣》等八部。”2005年，他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圆了长久以来的“作家梦”。他说：“近年来，我共在《齐鲁晚报》发表各类作品二十余篇（首），有多篇在全国获奖。我想，这与当年在《齐鲁晚报》上发表诗歌处女作不无关系。”宋秋雁在访谈中也说到，她在“青未了”发表文章时是刚开始接触写作，今天回头看当时发表的散文十分青涩稚嫩。她的这些散文后来收入《蓝色风铃》散文集，虽然这些文章并不成熟，难见功底，但是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这些青涩稚嫩的点滴积累和情感思想一步步深入，作家才更加坚定地走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写出更好的作品。
齐鲁晚报副刊也为业余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写作平台。1994年9月8日至11日，“青未了”刊登了陈炎的一组文章《吾儿闹闹》，这组文章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在文章开篇第一段写到“在百无聊赖中记下了（孩子）的种种'事迹'，也许您读了之后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同样可爱，甚至比我的孩子还要可爱，于是便不妨也写一文，咱们干脆在报刊上开一个'吾儿XX'的专栏，不仅能够增添读者的参与热情，扩大报刊的发行量，而且也应了那句富有平民色彩的电视名言，叫做：'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陈炎的《吾儿闹闹》一文分为《望子成马》、《光辉熊样》、《爱美之心》、《物异功能》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闹闹并没有出场，作为父亲的“我”对闹闹满满的呵护与爱，对这个属马的儿子寄予了一些“虽不中，不远矣”的期盼。作者记录了闹闹很多有趣的“格言”:他把爸爸上电视的“光辉形象”说成“光辉熊样”，喜欢《过把瘾》的里的阿姨和隔壁阿静姐姐，理由是她们都“有点儿漂亮”o闹闹还有“神道”的物异功能，能猜准怀孕的阿姨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并且嗅觉灵敏，他回来能闻出来刚刚离开的客人是两个伯伯……作者并不只是记录这些美好点滴，他在文末写道：
当闹闹有一天也和我一样精于思索并老于世故的时候，他那些'特异功能'以及他身上那些虽然幼稚但单纯可爱的东西还会保存下来吗？他也许会懂得如何同女人交往了，但却未必说得出“阿静姐姐有点漂亮”这样纯洁的话语；他也许有很多很多的学问了，但学问越大就越不可能犯下将“光辉形象”说成“光辉熊样"这样可爱的错误……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回到童年，但我们却无法真正回到童年。我们可以以泪洗面，但我们却不可能重新做人！这也许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真正原因，也是人类为什么要不断地“寻根”，不断地“思源”的真正原因。除了这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事情还有一件，那就是爱孩子，爱每一个像吾儿同闹一样普普通通、天真烂漫的孩子。因为孩子永远是美好的，他们既是人类的过去，也是人类的未来。
参考文献
一、 《齐鲁晚报》（1988年一1995年、2007年、2015年、2018年）
二、 文学作品
［1］孔孚著.山水清音［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⑵孔孚著.孔孚山水诗选［M］.济南：明天出版社.1991.
［3］ 蔡桂林著.尘世的风铃蔡桂林随笔散文集国］.济南：黄河出版社.1995.
［4］ 马瑞芳著.野狐禅［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
［5］ 张炜著.家族［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6］ 莫言著.丰乳肥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7］ 陈光林总主编.山东新文学大系当代部分［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