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浏览抖音主播劳动纠纷法律特征——以“(2023)京0108民初198号”案为例
摘要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与网络直播行业的迅猛发展，平台劳动形态呈现出高度灵活化、去组织化与算法化特征。抖音作为国内最具代表性的短视频与直播平台，已形成以平台—经纪公司—主播为核心的三层劳动体系。该体系在带动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容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劳动权益争议。劳动关系的认定成为司法实践中最为复杂和争议性的问题之一。以“(2023)京0108民初198号”案为典型样本，本文围绕抖音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劳动纠纷展开研究，旨在揭示新业态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探讨算法控制与经济依附构成的“虚拟从属性”逻辑，进而提出适应数字劳动的法治完善路径。
本文在研究思路上，采用案例分析、制度归纳与比较法结合的方式。首先，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抖音主播纠纷案件，对案件事实、当事人主张、法院认定及法律适用进行系统梳理；其次，在理论层面，通过分析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的“三要素”标准与其在数字劳动中的失效情形，提出以“算法控制+经济依附”为核心的复合性认定框架；最后，从立法、司法与社会保障三个层面探讨平台劳动关系的法治化路径，以期为直播行业的用工规范与司法裁判提供理论支撑和制度建议。
研究发现，传统的“组织隶属、经济依附、人格从属性”判断模式在网络直播等虚拟劳动场景中呈现明显局限。主播虽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出现，但其实质劳动过程存在稳定、持续且受控的特征。经纪公司通过排班制度、绩效考核、任务指标等方式对主播实施人力管理；平台则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分配、收益结算与账号封禁等技术化手段完成行为控制。这种以技术规则替代管理命令的控制机制，使劳动从“显性指令”转向“数据支配”，从“人身约束”转向“算法规训”。劳动者在形式上自主，在实质上被数字系统所操控。
法院在“(2023)京0108民初198号”案的判决中，突破了合同形式与行业惯例的限制，坚持“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首次明确“算法化管理不排除劳动控制”的司法逻辑，确认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判决标志着我国司法在新业态劳动领域的重大进展：一方面，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正由形式化向实质化转变；另一方面，算法控制、收益依附、数据支配等新型从属性因素逐渐被纳入法律考量。这一司法趋势为后续平台劳动案件提供了可复制的分析框架，并为立法与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支撑。
在法治层面，本文提出三方面制度完善路径。第一，完善法律认定标准。应在《劳动合同法》及其配套法规中引入“网络劳动者”与“虚拟从属性”概念，建立“算法控制+经济依附”的综合认定体系，并通过举证责任倒置与数据调取机制缓解劳动者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二，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应扩展职业伤害与工伤保险覆盖范围，建立主播行业专项保险与风险基金，推动商业保险、社保与行业基金的联动机制，形成“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分担的保障格局。第三，强化平台与经纪公司合规责任。应建立主播用工备案与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平台定期公示算法规则和收益分配标准；同时，推行算法透明化与第三方审查制度，防止企业滥用技术手段侵蚀劳动权益。
研究还指出，数字劳动治理的关键在于司法、立法与监管的协同。司法应继续发挥标准引领功能，通过指导性案例明确劳动关系认定的“实质控制”标准；立法应完善平台劳动者的权利体系，明确算法治理与劳动保护之间的协调机制；监管机构应强化跨部门合作，推动人社、网信、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共享信息、统一标准，从源头实现劳动保障与算法治理的融合。
尽管本文以典型案件为分析样本，结论具有一定代表性，但仍存在样本数量有限、数据透明度不足、国际比较尚待深化等不足。未来研究应从多案例实证与跨国比较视角出发，探讨数字劳动中多主体责任的划分机制，并关注人工智能、虚拟主播、元宇宙劳动等新形态下劳动法的适应性演进。
综上，本文认为，抖音主播劳动纠纷不仅是个案争议，更是数字劳动法治转型的缩影。平台经济的发展要求劳动法从“工业雇佣逻辑”走向“数字依附逻辑”，司法的实质化裁判正在重塑劳动法的适用边界。未来的劳动法治应当以“人本、公正、协同”为核心原则，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兼顾创新与产业发展，实现算法治理与社会正义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
抖音主播；劳动关系认定；虚拟从属性；算法控制；平台依附性；数字劳动法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1.1 网络直播行业的迅速扩张与劳动法律争议增多
近年来，网络直播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关键引擎。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4次互联网发展报告，截至2023年底，全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超过7亿人，其中专职或兼职主播约1500万人。直播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推动了文化娱乐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催生了庞大的就业群体和复杂的劳动关系结构。
在此背景下，劳动纠纷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直播行业的用工方式多样化，包括签约主播、合作主播、兼职主播、虚拟主播等不同模式；另一方面，主播与平台、经纪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边界模糊，合同关系、管理关系和经济关系相互交织，极易引发法律争议。主播劳动纠纷逐渐成为新业态劳动争议的典型领域，其涉及的法律问题包括劳动关系认定、收入分配、解约责任、社会保险缴纳、肖像权与知识产权归属等，具有多维度的复杂性。
特别是2021年以来，国家人社部与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强调，要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并在外卖、网约车、直播、短视频等领域开展制度探索。然而，现行劳动法律体系仍以“稳定雇佣、单一用工主体”为前提，难以全面适应平台型经济下的灵活劳动结构。这种制度滞后导致大量主播在劳动权益保障上处于“灰色地带”：既非完全独立的经营者，也非传统意义上的雇员。
随着平台算法管理与收益分成机制的强化，主播的劳动控制和依附程度不断提高。尽管名义上主播可自主选择直播内容与时间，但实际上平台通过流量推荐、账号评级、内容审核、数据考核等手段对主播形成了实质性约束，使得主播在“自由”外衣下仍承担从属性劳动的特征。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性不仅加剧了纠纷频发，也挑战了传统劳动法的适用边界。
1.1.2 抖音主播劳动身份的法律模糊性问题
抖音作为国内最大的短视频与直播平台之一，其商业模式高度依赖算法推荐与内容生态。主播通过直播带货、才艺表演、互动推广等方式获取收益，而收益来源包括平台分成、观众打赏、品牌合作及带货佣金。表面上看，主播与平台间仅为“合作关系”或“服务关系”，但实际劳动过程却体现出显著的依附性。
首先，平台控制行为的隐性化。抖音通过算法流量分配与内容审核机制，决定主播的曝光度与收益水平。主播的行为受制于平台规则，需遵守《抖音直播管理规范》《内容安全条约》等一系列制度性约束。算法成为新的“劳动管理者”，替代传统人事命令实现自动化管理。
其次，劳动从属性的弱化与转化。主播虽可选择直播内容，但其绩效评估、在线时长与粉丝增长等均与平台数据系统挂钩。算法绩效考核构成事实上的劳动约束，主播在劳动过程中对平台具有高度经济依赖。
再次，用工主体的多层化。在抖音生态中，主播往往隶属于第三方经纪公司或MCN机构。平台—经纪公司—主播三层结构下，合同关系复杂。平台通过与机构签约，将部分劳动管理外包，从而在法律上“脱责”。而经纪公司则在形式上为合作方，在实质上对主播实行考核、分成与处罚，形成“隐性雇佣”。
因此，抖音主播的劳动身份介于“劳动者”与“承揽人”之间，既具有受雇属性，又具备一定的经营自主性。法律在适用时，往往难以找到明确的归属标准。这种身份模糊使得司法裁判存在巨大差异性，不同法院对类似案件的认定结果可能截然相反。
1.1.3 “(2023)京0108民初198号”案的典型性与研究价值
“(2023)京0108民初198号”案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审理的一起典型主播劳动关系纠纷案件。该案原告为签约抖音的职业主播，被告为与抖音合作的MCN机构。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告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并在解约时单方扣除收益。被告辩称双方系“内容合作关系”，主播自主经营，不受雇于公司，且签署的合同为“服务协议”。
法院经审理认为，尽管双方签订的合同名义为合作协议，但原告在日常工作中受公司统一培训、排班与绩效考核，收入来源由公司结算，劳动成果归属于公司管理体系，符合劳动法关于从属性的特征。据此，法院认定双方构成事实劳动关系，责令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与社会保险差额。
该案的研究价值在于，它首次在司法实践中系统揭示了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的法理逻辑。法院不仅考察合同文本，还结合算法管理、绩效考核、经济依附等实质因素进行综合判断。这一判决体现了司法对新业态劳动关系“形式从合同、实质从控制”的认定方向，为后续类似案件提供了司法指引。
1.2 研究意义与目标
1.2.1 理论意义：探索数字劳动关系的边界与认定标准
传统劳动法理论基于工业时代的“雇佣—隶属”模式，而直播产业属于典型的“平台—创作者”模式，两者在法律结构上存在根本差异。主播既具备内容创作者的自主性，又处于算法生态的管理之下，其劳动形态打破了劳动者与经营者的二元划分。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案例分析与模型构建，提出“数字劳动的虚拟从属性”理论，强调算法控制、数据依附与平台治理构成新的劳动控制机制。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以组织隶属为核心的劳动关系认定模式，为劳动法适应数字化生产提供了新思路。
1.2.2 实践意义：为平台经济用工合规与司法裁判提供参考
直播经济中的劳动争议呈现增长趋势。2023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法院受理的新业态劳动纠纷案件较2020年增长近四倍，其中主播案件比例超过15%。这些案件反映出平台用工模式与劳动法保护制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本研究通过对“(2023)京0108民初198号”案的分析，总结司法裁判中认定劳动关系的关键标准，为企业合规用工提供制度参考。通过研究算法管理与合同约定的关系，可帮助平台设计符合法律要求的管理制度，减少法律风险。同时，对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在审理新业态劳动案件时，也具有指导意义。
1.2.3 政策意义：促进直播产业治理与劳动法适应性改革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网络直播经济既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也是社会风险的潜在源。劳动关系模糊带来的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纠纷频发等问题，已成为数字经济治理的重点议题。
研究抖音主播劳动纠纷的法律特征，有助于揭示行业运行中的制度漏洞，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通过本研究提出的制度建议，可以为《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办法》等法规的修订提供参考，推动劳动法与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外关于主播、创作者与平台劳动关系的研究进展
国际上对数字劳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欧美学界普遍关注“平台劳动”(Platform Work)、“创作者劳动”(Creator Labor)及“算法治理”(Algorithmic Management)等议题。英国学者De Stefano提出“在线劳动平台的从属性延伸理论”，强调算法对劳动过程的实质控制。美国学者Fuchs则将数字创作者劳动定义为“商业化的自由劳动”，指出平台在分配机制上具备隐形剥削特征。
在司法层面，英国Uber案确立了“worker”中间身份，美国加州通过AB5法案采用“ABC测试”认定平台劳动者，欧盟则于2023年推出《平台工作指令（草案）》，提出“推定雇佣”原则。这些制度均强调控制实质与经济依附，是数字劳动法治化的重要经验。
然而，国外对网络主播群体的研究多集中于版权与税收领域，对劳动关系认定的系统性研究仍相对有限。
1.3.2 国内关于直播经济与劳动权益的主要学术观点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直播经济法律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重构。有学者提出应从“管理控制、经济依附、技术约束”三维度重新定义劳动关系，认为算法控制应纳入从属性考量。
二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扩展性研究。多数学者主张建立“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以应对主播等非标准劳动者的风险缺口。
三是行业监管与法律责任问题。部分研究强调应建立平台备案与合规审查机制，明确MCN机构与平台的连带责任。
尽管研究视角丰富，但整体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基于具体司法案例的系统化实证分析，尤其缺乏以直播行业为代表的个案法理研究。
1.3.3 研究不足与本研究的创新点
现有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
第一，缺乏对直播行业司法裁判数据的系统分析。多数文献基于抽象理论，未充分结合案件事实。
第二，对算法控制与劳动关系的互动机制探讨不足，忽略了平台技术逻辑在劳动治理中的作用。
第三，尚未形成可操作的认定模型与法治完善方案。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
（1）以“(2023)京0108民初198号”案为实证基础，结合判决逻辑与事实认定，揭示司法对数字劳动的实质认定路径；
（2）提出“虚拟从属性”分析框架，将算法管理、收益依附、合同安排纳入劳动关系判断维度；
（3）构建“司法认定—平台合规—制度改革”三层法治模型，为数字劳动治理提供系统化方案。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1.4.1 个案分析与司法文书实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