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劳动工伤认定的司法实践——以“深圳骑手交通事故案（2022深民初字）”为例

　　平台劳动工伤认定的司法实践——以“深圳骑手交通事故案（2022深民初字）”为例

　　摘要

　　随着新业态经济的兴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劳动者在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面临较高的职业风险。工伤认定成为平台劳动争议中的核心问题。本文以“深圳骑手交通事故案（2022深民初字）”为例，通过梳理案件事实与法院裁判逻辑，探讨平台劳动工伤认定的司法标准与适用困境。研究指出，传统工伤认定体系以稳定劳动关系为前提，而平台劳动在身份认定、责任主体、举证方式等方面存在模糊性。本文构建“工伤认定司法审查三维模型”（关系确认维、因果归责维、保障替代维），系统分析法院在事实劳动关系、事故因果链与保险责任分配上的裁量依据，并提出通过立法扩面、制度衔接与算法监管实现平台劳动者职业伤害保护的法治路径。

　　关键词：平台劳动；工伤认定；司法实践；责任分配；深圳骑手案件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平台劳动的兴起与风险结构变化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伴随互联网与移动终端的普及，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以美团、饿了么、滴滴出行、达达快送、顺丰同城等为代表的在线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派单、智能匹配与数据调度，构建出庞大的即时配送、出行与服务体系。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4）》统计，2023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合计超过1300万人，成为城市劳动力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以“数据—算法—劳动力”三元结构为核心的就业形态，被称为“平台劳动”。平台劳动者通常以“自由接单”“独立承揽”为名从事服务活动，但实际上，其工作内容、时间、路线、价格均受到算法系统的高度控制。表面上他们具有“用工自主性”，但在劳动过程、报酬分配与风险承担上，表现出与传统雇员极为相似的从属性。

　　与此同时，平台劳动风险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传统劳动风险集中于岗位性职业伤害，而平台劳动的风险则呈现出“高流动、高暴露、高不确定性”的特征。骑手、司机、快递员等群体在道路交通中长期工作，事故率远高于一般行业。据深圳市交警局2023年通报，仅外卖骑手交通事故年均增长超过12%，死亡人数和伤残比例居高不下。算法派单机制强化了劳动强度，时间压缩与空间竞速成为常态，职业伤害的概率随之倍增。

　　平台劳动的迅速扩张，使原有劳动法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均以稳定雇佣关系为适用前提，而平台劳动以合同外包、众包、合作等形式运行，模糊了“劳动者—用人单位—第三方”之间的边界。这种法律适配滞后，使得大量工伤事故无法通过传统工伤认定程序获得保障。骑手受伤后往往陷入举证困难、责任不明、赔付无门的困境，成为当前劳动法治的“灰色地带”。

　　因此，平台劳动的兴起不仅是劳动组织方式的技术变革，更是劳动风险与权利结构的系统性重塑。研究平台劳动工伤认定的司法实践，有助于揭示我国劳动法适用的新边界，也对完善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1.1.2 平台劳动工伤事件的频发与社会影响

　　近年来，平台劳动者工伤事件频繁进入公众视野，成为舆论与司法的焦点。2021年，深圳某美团骑手在高峰期配送过程中遭遇交通事故身亡，其家属向平台提起民事赔偿诉讼；2022年，北京、广州、杭州等地连续出现骑手在履行工作任务中受伤但被拒认定为工伤的案例，引发广泛讨论。相关数据表明，平台劳动者职业伤害的发生率是一般职工的5至6倍，而获得正式工伤认定和赔偿的比例不足10%。

　　工伤事件的频发对社会治理带来了三方面影响：

　　第一，劳动保障体系的覆盖缺口扩大。平台劳动者多以“个体经营者”或“合作方”身份注册，未被纳入强制工伤保险体系。平台企业通常仅为骑手购买商业意外险，但赔偿额度有限、认定条件苛刻，难以提供实质性保障。

　　第二，社会公平与法治信任受到冲击。工伤认定的不确定性导致同类事故不同处理：有的案件被认定为工伤，由平台承担赔偿；有的被视为承揽关系，劳动者需自行承担损失。这种裁判分歧加剧了社会的不信任感。

　　第三，行业风险外部化与劳动矛盾积聚。部分平台通过外包、众包方式转移风险，形成“合同外层层分包”的结构，劳动者既无法获得劳动权益保障，也缺乏有效申诉途径。此类问题在外卖、即时配送行业尤为突出。

　　深圳作为新业态发展最早、平台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其工伤案件的司法裁判具有典型意义。2022年“深圳骑手交通事故案（2022深民初字）”中，法院首次在无正式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综合算法管理、派单控制、收入依附等因素，认定骑手与平台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判定平台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该案成为全国范围内司法认定平台工伤的重要参照，体现了司法实践在劳动法适用上的探索与突破。

　　此类案件不仅关乎劳动者个体的权益保障，更关乎劳动法治秩序的适应性。如何在不损害创新活力的前提下，实现劳动保护与平台发展之间的平衡，成为立法与司法共同面临的关键议题。

　　1.1.3 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制度价值

　　本研究以深圳骑手工伤案件为切入点，具有多重理论与制度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平台劳动突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结构边界，促使劳动法学重新思考“从属性”的定义与判断标准。通过司法案例分析，可以检验现行劳动法理论在数字经济情境下的适用张力，推动劳动关系理论从“契约本位”向“控制本位”转型。

　　从制度层面看，平台劳动工伤认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与覆盖率。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行政与司法认定机制的衔接断层，探索将平台劳动纳入法定工伤保险体系的路径。

　　从实践层面看，深圳案例展示了法院在缺乏明确立法指引时，如何运用司法解释、社会保险政策与事实控制标准进行创新性裁量。这种判决趋势预示着我国劳动法治在向包容性治理迈进，对完善新业态劳动保障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综上，本文的研究旨在通过司法实践的分析与模型构建，探寻在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的法治化路径，为立法与政策制定提供经验依据。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关于“非典型劳动工伤保障”研究进展

　　国际上，针对平台劳动的工伤保障问题早已成为劳动法学界的重点议题。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劳动关系模糊、社会保险缺位、责任认定复杂等问题。

　　在美国，司法实践采取“经济依附性测试（Economic Reality Test）”与“控制测试（Control Test）”结合的方式，以判定平台劳动者是否构成雇员。加利福尼亚州《AB5法案》（2019）确立了“ABC标准”，要求企业证明劳动者在业务上独立，否则应视为雇员。英国在“Uber司机案”（2021）中，最高法院认定司机虽无书面合同，但受平台算法控制，符合“worker”身份，应享受最低工资与工伤保障。欧盟则于2023年推出《平台工作指令草案》，提出“算法透明原则”和“推定雇佣关系”制度，旨在通过立法统一成员国的认定标准。

　　日本采取“特定独立工作者”制度，承认部分非典型劳动者在社会保障上的特殊地位，允许其参加工伤保险与职业灾害补偿计划。这些经验为中国平台劳动立法提供了可参考的制度模板。

　　总体来看，国外研究的共同趋势是：从强调合同形式转向强调控制与依附关系；从单一保险保障转向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从个案认定走向行业标准化。这些经验为我国完善平台劳动工伤认定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制度启示。

　　1.2.2 国内学界与实务界的主要观点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平台劳动是“非典型劳动”的典型代表，其工伤认定的核心问题在于劳动关系的确认与责任主体的界定。部分学者主张扩张解释劳动关系的从属性标准，将算法控制纳入判断因素，以突破形式合同的限制；另一部分学者强调平台经济的创新属性，主张建立“职业伤害保障平行机制”，即通过商业保险与工伤保险并轨，实现风险分担。

　　司法与行政实务亦在不断探索。人社部自2021年起推动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各地陆续出台试点方案，如浙江宁波的“职业伤害保障险”、北京市的“平台代缴社保试点”、深圳的“骑手安全保障计划”等。最高人民法院在若干指导性案例中提出，应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接受平台管理、是否具有经济依附、是否在平台规则下提供劳动等因素认定劳动关系。

　　但总体上，平台劳动工伤案件在各地仍存在显著差异。同类案件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呈现不同结果：部分法院倾向于确认事实劳动关系，部分法院则以“合作”或“承揽”关系驳回。判决不统一导致司法预期不稳定，也影响政策落地。

　　1.2.3 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本研究切入点

　　现有研究虽然揭示了平台劳动者工伤保障的法律困境，但在以下方面仍存在不足：

　　第一，缺乏以典型司法案例为中心的实证分析。多数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司法裁判逻辑的系统梳理不足。

　　第二，缺乏结构化模型以揭示司法认定的内在规律。既有文献多集中于个案评论，缺少模型化分析框架。

　　第三，行政与司法衔接问题研究不足，尚未充分探讨工伤认定、劳动仲裁与民事诉讼之间的互动机制。

　　本研究拟以“深圳骑手交通事故案（2022深民初字）”为核心样本，结合全国20起类似判决，构建“工伤认定司法审查三维模型”，系统揭示法院在平台劳动工伤认定中的逻辑结构与裁量标准，以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可操作的桥梁。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案例分析与司法文书实证

　　本研究以司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实证法学的方法，对裁判文书进行文本编码与逻辑归纳。通过搜集全国范围内2020年至2024年涉及平台劳动工伤的判决文书，重点分析裁判理由中的“关系确认”“因果认定”“责任划分”三个维度。在此基础上，以深圳案件为核心样本，结合法院判决、劳动仲裁记录与新闻报道，形成多源数据交叉验证。

　　案例分析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揭示司法实践的真实逻辑，弥补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之间的脱节。通过对比不同地区裁判的差异，可以发现司法机关对新业态劳动争议的理解演化，进而推导出未来立法趋势。

　　1.3.2 模型构建与制度归纳

　　为系统化呈现司法认定逻辑，本文引入“工伤认定司法审查三维模型”，即：

　　（1）关系确认维：以劳动从属性为核心，考察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程度；

　　（2）因果归责维：分析劳动行为与事故结果之间的法律关联；

　　（3）保障替代维：评估工伤保险、意外险及社会保障在补偿机制中的衔接情况。

　　通过模型化分析，可以从结构上识别司法审查中的关键变量，提炼出一般性标准，为立法与政策提供量化依据。模型归纳法不仅具有法理解释功能，也能促进跨案件比较与规范统一。

　　1.3.3 比较法与法经济学视角的辅助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还将引入比较法与法经济学视角。通过对比欧美、日本平台劳动制度，可以分析不同法律体系下风险分配的经济逻辑与制度效率。同时，运用法经济学方法评估工伤认定制度的成本—收益结构，探讨扩大保障覆盖与控制平台合规成本之间的平衡。

　　这一方法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之外，从宏观制度层面解释工伤认定改革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通过跨制度比较，可以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改进路径，使研究兼具理论深度与政策实用价值。

　　第二章 案例背景与司法分析

　　2.1 案件事实与审理过程

　　2.1.1 骑手劳动模式与事故经过

　　2022年6月，原告李某（化名）通过手机App注册成为美团外卖平台的骑手，从事深圳市南山区区域的即时配送工作。其接入平台后，系统自动匹配订单、规划路线并结算报酬。李某需自备电动车、手机与配送箱，平台每月收取管理服务费。配送过程中，李某必须通过平台App保持实时在线，按照系统派单完成取餐、送餐任务。如出现超时、取消或投诉，将被扣分、降级或暂停接单资格。

　　同年8月的一天，李某在配送高峰期接到美团系统派单的餐饮订单。为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任务，其驾驶电动车沿主干道快速行驶，在路口左转时与一辆小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左腿骨折及多处软组织损伤。交警部门认定，李某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负次要责任，汽车驾驶人负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李某向美团及其外包站点“迅捷配送公司”报案，请求工伤认定及医疗赔偿，但被告以其非公司员工、属众包合作关系为由拒绝。

　　在多次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行政机关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驳回申请。李某随后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其与美团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要求平台及外包方共同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2.1.2 当事人主张与核心争点

　　原告李某认为，其在平台系统下接受派单、服从调度、按标准执行任务，工作时间与报酬均受平台控制，虽名义上为“众包骑手”，但实质上已形成从属雇佣关系。其在执行工作任务中遭遇交通事故，应认定为工伤，平台及外包公司应承担法定赔偿义务。

　　被告美团公司辩称，原告系以个人身份通过平台接单，其与平台之间为信息服务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及技术支持，不直接干预骑手行为。被告强调：

　　（1）原告可自由接单与拒单，不受固定考勤约束；

　　（2）原告自负工具、交通与保险费用，不具有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