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浏览在具体案例中，如交通纠纷处理过程中，民警通过携带记录设备全过程记录，既保障了执法公正，也为后续责任划分与纠纷调解提供有力证据，提升了公众对公安执法的信任度。
3.2.2 监督考评机制建设
为了进一步压实执法责任，S市公安局成立了“基层执法监督中心”，由法制大队、纪委派驻组、人民监督员组成联合审查机制，对重大执法案件进行抽检、评议与通报。同时，建立“红黑榜”制度，将执法规范化程度纳入年度绩效考核指标。
此外，公安机关推动“执法质效积分制”改革，对办案质量、群众满意度、执法瑕疵率等多个维度进行量化打分，确保执法人员不仅“办得快”，更要“办得准、办得明”。
3.3 智能化警务体系建设
3.3.1 建设“智慧警务云平台”
为了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数字治理”目标，S市公安局整合原有的“110指挥系统”“治安管控系统”“刑侦平台”等功能模块，统一纳入“智慧警务云平台”。该平台实现了案件研判、资源调度、视频追踪、舆情预警、案件分析五大功能的一体化运作。
例如，某地区出现系列入室盗窃案件后，平台通过大数据建模分析案件时空分布与嫌疑特征，自动生成高危区域图谱，并向派出所推送布控建议，有效预防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3.3.2 推进“AI+警务”场景落地
S市公安局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在实际警务中的应用，如人脸识别布控系统、视频结构化分析系统、无人机巡逻系统等。尤其在人流密集区域，通过高精度摄像头对异常行为进行捕捉与报警，大幅提升公共安全指数。
同时，公安机关还开展了“智慧接处警”试点，通过语音识别与语义理解技术，实现110报警信息的智能分类与转派，缩短出警反应时间，提高处置效率。
第四章 改革实践中的问题与挑战
4.1 人力资源配置不均
在推进基层警务改革过程中，S市公安局虽然在机制设计与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人力资源配置上仍面临结构性难题。根据2024年末S市公安系统统计数据显示，全市社区民警空编率达12.6%，其中部分城乡结合部的警务室甚至长期处于“仅一人值守”状态，严重影响警务工作的连续性与应急响应能力。
一方面，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了警力需求的剧增。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区边缘区域，治安形势日益复杂，但由于编制审批滞后，新增社区未能及时配备对应警力，形成“人口增长-警力滞后”的矛盾。
另一方面，民警岗位职责日益多元化。除传统案件侦办、巡逻防控外，基层民警还需承担社区纠纷调解、便民服务、心理疏导、法治宣传等任务，导致“事多人少”现象普遍，工作时间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影响队伍稳定性。
此外，在实际调研中发现，个别派出所存在“借用人员支撑运转”的临时措施，如从街道办事处或群防群治队伍中抽调人员协助，虽缓解燃眉之急，但在专业性、纪律性和规范性方面存在不小隐患。
4.2 信息化系统碎片化
尽管S市公安局在智能化警务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在技术系统整合和数据协同方面仍存在严重短板。具体表现为：系统多头建设、接口不兼容、平台功能重叠，造成信息孤岛现象频发，严重制约了数字警务的实际运行效率。
一项内部技术审计报告显示，当前公安内部至少运行有14套业务系统，涵盖案件办理、指挥调度、人口管理、视频监控等多个维度。然而，这些系统大多由不同厂商开发，缺乏统一标准与接口协议，导致数据传输存在延迟、转化复杂、重复录入等问题。
例如，在某次涉稳事件处置中，指挥中心通过应急平台调度，但现场民警的终端设备却无法同步更新任务指令，必须通过电话二次确认，造成响应效率降低。又如，一名嫌疑人在人口系统中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但由于未与刑侦系统有效对接，前期并未被及时拦截，埋下安全隐患。
从制度层面来看，现行警务信息化项目仍多以“部门提报、技术立项”的方式运作，缺乏统一的信息化规划顶层设计，导致投资重复、功能割裂、维护成本高昂。
4.3 基层民警职业倦怠问题
在多次调研与访谈中，民警心理状态与职业认同感问题被频繁提及。大量一线民警表示，改革推动确实带来工作模式的现代化，但也同步带来了“指标压力加剧”、“事务性任务繁重”、“晋升通道收窄”等一系列心理负担。
首先是“考核导向”问题。近年来，公安系统推进绩效管理机制，将案件办理数量、群众满意度、值班值勤次数等量化指标纳入民警年度评估体系。但由于缺乏对岗位差异的分类考核，一些人口密集区域的社区民警长期面临“任务堆叠、时间不够用”的困境，产生明显的职业疲劳感。
其次是“晋升瓶颈”问题。尽管公安机关设有职级晋升制度，但基于编制限制与职数控制，大量基层民警多年从事一线工作却难以晋升，部分民警甚至调侃“干得越久越没机会”。长期缺乏职业成就感和成长空间，是导致人才流失与职业倦怠的根本因素。
最后是“社会支持系统薄弱”。当前虽有部分派出所试点建立心理辅导室，但整体覆盖率低，且存在专业人员缺乏、咨询服务碎片化的问题。民警在遭遇突发事件处置、高压执法冲突等情况后，往往缺乏有效心理干预机制，导致“情绪积压-应激反应-职业倦怠”的恶性循环。
第五章 优化基层警务改革的对策建议
5.1 完善基层警力配置机制
为破解当前警力资源配置不均、任务负担畸重的问题，必须从制度设计与技术支持两方面入手，建立更加科学、灵活的警力调配机制。
首先，应构建“警情热度+人口密度”双指标模型，通过大数据动态分析各辖区治安形势与服务需求，科学预测警力压力点。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布警图”，实现警力按需流动。例如，利用移动终端与可穿戴设备，实现高峰期重点区域“快进快出”布防机制，提高警力的空间覆盖效率。
其次，建议公安机关设立“基层警力储备编制”，用于应对突发事件、特殊任务或短期增援。通过灵活调剂、临时抽调的方式，缓解局部人员紧张，特别是在节假日、重大活动期间，保障辖区稳定。
再次，应扩大“多元辅助力量”建设空间，如组建专业协警队伍、引入社会治理志愿者等，但必须明确其法律责任边界和工作权限，确保其在协助警务的同时不干扰执法秩序。
最后，应推动警力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全市统一调度平台的对接，实现“人随警情走、警随数据动”的动态响应模式，从而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5.2 加强信息化系统整合
针对目前系统碎片化、信息孤岛严重的问题，建议从“顶层设计、统一标准、数据共建”三方面推进信息化系统整合。
首先，制定全市公安信息系统一体化发展战略，明确各平台定位与功能边界，避免重复投资与建设冗余。由市公安局牵头成立“信息化建设专班”，统筹各部门系统开发需求，设立数据接口与共享标准。
其次，推动“一个平台覆盖多业务”的系统架构，将警综平台、情报平台、指挥平台、执法平台整合成统一的“智慧警务中枢”，各类终端通过统一入口进行数据交互，提升操作便捷性与系统兼容性。
第三，应探索与其他政务平台的深度融合。例如与城管、应急、民政等部门实现数据对接，建立跨部门联合治理机制，实现“前台多元受理、后台一体处理”的一站式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在技术手段上，应采用“云+边+端”协同模式，既保证中心系统的宏观调度，又提升前端设备的即时响应能力。特别是在视频监控、移动警务等方面，应加强边缘计算与AI算法应用，提高实时分析能力，增强前线警务实战支撑。
5.3 健全激励保障机制
针对基层民警职业倦怠问题，需要从心理支持、职业晋升、工作负担三方面入手，构建正向激励机制。
第一，优化考核机制，探索“岗位差异化+工作质效化”相结合的考评模式。对一线民警应突出实战贡献与群众反馈权重，减少无效事务考核，防止“唯数据化管理”倾向。
第二，改革职级晋升路径，建议公安系统设立“专业技术晋升通道”，让长期从事社区警务、法制审核、技术侦查等非指挥岗位的人员也能享有晋升空间。同时，适当放宽基层优秀民警晋升指标与评优评先限制，增强荣誉获得感。
第三，加强民警心理健康支持。应在每个派出所或分局设立专职心理辅导员或引入第三方心理服务机构，定期开展心理测评、情绪疏导、危机干预等服务。同时，应建立“强制轮岗+弹性休整”制度，对长期处于高压岗位的民警给予周期性调休机会，防止心理疲劳持续累积。
最后，强化家庭支持政策。如推行子女入学优待、配偶就业援助等“亲属关怀政策”，增强家庭对公安职业的认同感，从根本上提升民警的职业满意度和队伍凝聚力。
结论
本文围绕“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公安局基层警务改革中的贯彻与实践”这一主题，以江苏省S市公安局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梳理三中全会精神内容与国家对公安改革的总体要求，结合S市公安机关在社区警务创新、执法规范化建设与智能化系统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实践，深入分析了当前改革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瓶颈。
研究发现，三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部署，在公安基层治理领域得到了较为积极的回应和初步落实。S市公安局以社区为基础单位，构建了“警格+网格”融合的治理机制，显著提升了警务响应速度与服务覆盖率；通过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与监督评议机制，增强了执法工作的规范性与透明度；借助“智慧警务云平台”与AI应用场景，推动了传统警务向智能化警务的跃迁。这些改革举措，体现了中央精神在基层层面的具体转化与制度化表达。
然而，在改革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制约因素，诸如基层警力资源配置不足、信息化平台割裂、民警职业倦怠突出等问题，不仅削弱了改革成效的可持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对公安服务的满意度与信任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三方面的优化建议：一是构建动态调配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实现警力与警情精准匹配；二是整合碎片化信息系统，构建统一智慧中枢；三是健全职业激励机制，构筑民警心理健康与职业发展双保障。唯有在机制与技术并重、治理与服务并行的思路下，公安基层改革方可迈向高质量发展。
总之，贯彻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不仅是公安机关的政治责任，更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公安改革从“部门推进”走向“系统协同”，从“单点突破”迈向“全面提升”，以期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