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 浏览在算法控制维度，平台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控骑手位置、路线与配送时效。当骑手偏离系统规划路线，系统立即发出提示，并在后台记录“异常轨迹”。客户评分与超时率被自动纳入算法计算，决定次日派单量。此外，若骑手评分过低，系统将封禁账号，影响后续接单权。李某在事故发生前曾因“准时率不足85%”被短期封禁，说明平台拥有类似雇主的“处分权”。
综合分析，李某虽在合同上被认定为“独立合作方”，但从事实运行角度看，其劳动过程完全受平台系统主导。将各要素映射为量化评分：组织从属性O=9，经济从属性E=8，人身从属性P=7，算法控制A=9，自由修正因子F=3。
4.1.2计算结果与边界情形（S值与阈值对结论的敏感性）
将上述取值代入综合得分公式：
S=0.30·O+0.25·E+0.20·P+0.25·A−0.10·F。
经计算：S=0.30×9+0.25×8+0.20×7+0.25×9−0.10×3=8.05。
根据模型设定，S≥7.0即可推定劳动关系成立。8.05的得分远超阈值，说明饿了么与李某之间存在显著的事实劳动关系特征。
为验证模型稳健性，本文进行了边界灵敏度分析。当算法控制强度A下降至6分时，S=7.3；当组织管理O下降至7分时，S=7.6；仅当O和A均下降至6分以下时，S才降至6.4，进入灰色区间。可见，算法控制与组织管理是决定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变量。
进一步推演显示，在平台减少算法干预、放宽时间限制、取消罚款机制的情形下，A与O将显著下降，劳动关系的可能性降低。但在现实场景中，算法调度仍是外卖业务核心，因此劳动关系推定难以被推翻。该计算结果为司法认定提供了可量化参考。
4.2举证矩阵运行
4.2.1现有证据的证明力评估与缺口
根据李某提交的材料，现有证据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蜂鸟众包账户信息与接单记录截图，证明劳动行为持续性；
（2）配送轨迹与GPS定位截图，证明劳动过程受系统调度约束；
（3）绩效结算单与奖励任务截图，显示劳动报酬来源与平台控制；
（4）微信群截图及语音记录，体现站点管理人员的日常指令；
（5）安全培训截图与考试记录，说明存在入职管理与考核制度。
依据举证矩阵分级标准，可将证据划分为：强证据（结算单、轨迹记录），中证据（培训截图、评价数据），弱证据（聊天记录、经验陈述）。
仲裁委员会采信部分证据，但认为强证据不完整、无法确证平台直接控制。平台方面拒绝提供派单日志与考核数据库，导致证据链出现断层。若依据本文模型的举证倒置规则，只要劳动者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受管理和持续接单，平台便负有数据披露义务。平台拒不提供的，应视为不利事实推定劳动关系成立。该逻辑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第九十一条一致。
4.2.2数据调取失败时的推定与替代证据
针对平台数据掌握导致的取证困难，本文模型提出三类替代路径。
第一，推定替代。当劳动者能证明存在周期性报酬与系统考核时，即可合理推定劳动关系。李某案中，绩效结算单显示其连续工作一年以上，每周固定结算，构成推定条件。
第二，经验替代。参照“上海王某诉蜂鸟众包劳动关系案（2022沪0115民初2839号）”，该案与李某案运营模式、系统规则完全相同，法院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仲裁机构可援引经验类比，提高认定说服力。
第三，行政替代。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仲裁机构可向人社部门申请调取平台备案材料与系统日志。若平台拒绝配合，可由行政机关认定存在用工事实，并据此出具调查意见。
通过三重替代路径，司法机关可在数据不完整情况下实现事实复原，避免因证据不足导致维权失败。
4.3责任穿透与主体识别
4.3.1外包合同与管理权限的穿透审查
饿了么平台长期采用外包管理模式。李某虽与外包公司签订《配送合作协议》，但外包公司仅负责站点组织与初步培训，不直接参与派单、考核、结算。所有任务均由饿了么系统分配，报酬由平台统一支付。外包公司在管理体系中处于执行层，缺乏自主决策权。
依据本文提出的“控制—收益—风险—组织一体性”四要素法，可进行逐项穿透分析：
（1）控制：平台通过算法实现任务分配、绩效考核与处罚，具备完全的控制权；
（2）收益：配送服务产生的经济利益直接归属于平台，外包公司仅收取管理费用；
（3）风险：平台通过意外险分摊风险，但仍保有管理责任；
（4）组织一体性：骑手穿统一服装、使用统一系统、接受统一培训，明显融入平台业务结构。
四项标准全部满足，因此应认定饿了么为实际用工主体。外包公司仅为平台在组织上的延伸，应承担辅助责任。
4.3.2争议解决的责任分配（工资、工时、社保与伤害保障）
在劳动关系确立后，责任应按法定顺序划分。
第一，工资与报酬责任。饿了么作为实际用工者，应确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报酬，并承担加班工资及奖励发放义务。
第二，工时管理责任。尽管外卖工作时间具有弹性，但系统记录的上线时长、派单时间构成事实工时，平台应依法记录并保障休息权。
第三，社会保险责任。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用人单位应为职工参保。平台应为骑手缴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及生育保险。若拒不缴纳，人社部门可责令补缴并加收滞纳金。
第四，工伤责任。李某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应认定为工伤。若平台未参保，应参照工伤待遇标准由平台自行承担赔偿责任，包括医疗费、停工工资、伤残补助金等。
第五，外包公司责任。外包公司作为执行管理方，应承担辅助责任，对未履行安全培训义务、信息报告义务的行为承担补充责任。
通过责任穿透，司法机关可防止平台通过合同层层外包逃避用工责任，实现法律责任与经济利益一致。
4.4与仲裁裁决的差异对比与一致性检验
4.4.1本文模型结论与裁决要点比对
仲裁委员会在原裁决中认为：双方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李某可自由接单，不具备持续性劳动特征，且自行承担工具成本，因此不构成劳动关系。本文模型通过量化与证据倒置分析，得出S=8.05，明确指向劳动关系成立。两者差异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标准层面：仲裁庭采用传统三从属性体系，忽略算法控制的作用，而模型加入A（算法控制）维度，揭示平台数字化支配的新特征。
（2）证据层面：仲裁庭未倒置举证责任，导致平台数据未披露；模型将数据控制纳入举证矩阵，实现证据平衡。
（3）责任层面：仲裁庭停留于形式合同分析，未穿透外包链条；模型通过四要素法明确平台实际控制地位。
若仲裁机构采用该模型评估，结论极有可能反转，即确认饿了么与李某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4.4.2差异来源与模型修正
差异的根源在于司法认定框架滞后于数字经济现实。传统劳动法建立在工厂式雇佣关系基础上，假设存在固定场所、时间和人力管理。平台劳动打破这一假设，算法成为新的劳动指挥体系。仲裁机构仍以“接单自由”“工具自备”为判断依据，忽视算法在劳动控制中的实质性功能。
为提升模型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本文提出以下修正：
（1）在司法标准层面，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未来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中，明确“算法控制”属于组织从属性的扩展形式。凡通过信息系统对劳动过程实施持续指令、评价与处罚的，应推定存在劳动管理关系。
（2）在证据规则层面，建立“数据披露义务优先原则”。对于平台掌握的算法、派单、考核数据，应视为核心证据，平台有义务在仲裁与诉讼阶段主动披露。拒绝提供的，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
（3）在责任配置层面，完善外包穿透机制。对存在控制与收益一体化的外包结构，应推定平台为共同雇主，由平台与外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4）在行政监管层面，构建“数据留痕监管系统”。人社部门可要求平台定期上传派单与结算日志，作为劳动保障监察依据，为司法认定提供客观基础。
通过以上修正，模型不仅能统一司法标准，还能推动立法层面的制度创新。它为数字劳动法治化提供了结构化路径：以算法控制为中心，以数据证据为支撑，以责任穿透为保障。
4.5模型推广与制度应用展望
虽然本模型以李某案为基础构建，但其理论框架具有普适意义。未来可在以下三类情境推广应用：
第一，网约车司机劳动关系认定。平台调度与定价算法与外卖场景类似，可直接采用O-E-P-A指标体系进行评估。
第二，仓配与即时零工劳动。针对短时、高频的灵活就业，可通过综合得分与举证矩阵判断劳动关系强度，确定适用法律。
第三，直播与数字创作平台劳动。主播虽具创作自主性，但其流量分配与收益分成均由算法决定，也存在“隐性从属性”。模型可作为跨领域判断工具。
通过推广应用，可为不同新业态建立统一的司法认定逻辑，实现平台经济下劳动法的结构性适配。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指标评分—举证矩阵—责任穿透”三段式结构，将模型具体应用于饿了么外卖员李某仲裁案，实现了对传统劳动关系认定路径的系统重构。模型验证表明，算法控制与组织管理的双重作用是事实劳动关系的核心标志，数据证据与责任穿透是法律实现的关键保障。本章的研究结果不仅为个案提供了可操作分析框架，也为后续司法裁判、立法完善与行政监管提供了可量化、可检验的制度工具。
第五章区域与同类案件比较
5.1上海与其他地区典型案件对比
随着各地对平台劳动争议案件的不断增多，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逐渐呈现出区域差异化的特征。本文以“饿了么外卖员李某案（上海）”为基础，选取北京、杭州、深圳三地的代表性案例进行横向比较，以揭示不同司法地区在组织从属性判断、算法控制认定及数据证据运用上的差异。
5.1.1组织从属性强调与算法控制嵌入的差别
（1）上海地区：算法控制的“事实支配”初步确认。
上海仲裁机构及部分基层法院在外卖员案件中倾向于将平台视为“规则制定者”而非直接雇主。例如，在“李某案”中，仲裁庭承认平台存在派单管理与绩效考核，但认为该控制为“商业合作约束”而非“雇佣管理”。这种判断反映了上海司法界对平台经济的审慎态度，强调在保障灵活用工的同时避免过度司法干预。
然而，自2023年以来，上海出现了部分新型裁决趋势。在“王某诉蜂鸟众包劳动关系确认案”中，仲裁机构首次引用“算法控制属于组织从属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表述，意味着上海已开始在判决逻辑中嵌入算法控制因素，逐步修正原有认定框架。
（2）北京地区：强化组织从属性与人身依附。
北京的劳动仲裁机构在平台劳动案件中更倾向于从“组织化劳动”角度进行实质认定。例如，北京朝阳区仲裁委在“美团骑手张某案（2021）”中明确指出，平台统一派单、考核和培训，骑手虽可自由登录，但在劳动过程中“处于被管理与考核状态”，据此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北京地区的裁判倾向强调劳动者的人身依附性和组织从属性，将算法视为数字化管理工具而非纯粹的技术中介。
（3）杭州地区：算法支配的实质化认定。
杭州作为电商和数字平台经济的先发地区，其劳动争议案件普遍更早地将“算法控制”纳入劳动法适用范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刘某诉某外卖平台案（2022）”中指出：“算法调度虽未体现为直接命令，但对劳动者形成了持续性约束，其管理后果等同于用人单位指挥行为。”该表述被学界视为“算法从属性”的首次司法化表达。杭州法院以数据化证据为突破口，为认定平台劳动关系提供了先例。
（4）深圳地区：强调合同自由与商业合作。
与北京、杭州不同，深圳在类似案件中更强调市场化导向。例如“林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案（2022）”中，法院认为骑手可同时在多个平台接单、自由安排工作时间，且自行承担设备成本，应视为独立承揽关系。深圳的司法态度与其开放的经济体制相契合，注重维护平台经济的灵活性，较少介入算法支配的判断。
综上所述，四地司法认定的差异体现为：北京、杭州倾向于保护劳动者权利，上海处于中间地带，深圳则强调市场自主。算法控制在司法逻辑中的地位，从边缘化逐步走向核心化。
5.1.2证据保全与数据调取的实践差异
在证据运用方面，不同地区的仲裁机构在数据取证、举证责任与证据保全上存在显著差异。
（1）北京：法院主动调取机制。
北京劳动仲裁系统与互联网法院形成数据协作机制，可依申请调取平台派单日志、支付记录等电子数据。例如在“张某案”中，法院通过区块链证据平台认证骑手订单数据，有效弥补劳动者取证不足。
（2）上海：审慎适用不利推定。
上海仲裁委员会虽承认劳动者在数据取证上的弱势，但多以“缺乏充分证据”而未适用不利推定。司法机关对平台商业机密持保护立场，导致数据调取难度较大。
（3）杭州：建立数据保全试点。
杭州市人社部门与互联网法院合作，试行“劳动纠纷数据保全平台”。骑手在劳动争议发生前可预存工作日志，法院可直接调用。此做法显著提升了平台劳动纠纷的取证效率。
（4）深圳：依赖合同文本与陈述。
深圳多数案件仍以合同条款为主要证据，电子数据的司法取证率不足30%。在这种环境下，劳动者举证难度大，案件多以“不构成劳动关系”收尾。
比较可见，证据规则的差异直接影响裁判结果。北京、杭州通过技术化手段增强证据透明度；上海、深圳则仍处于传统取证框架中。
5.2影响认定的制度环境与执法风格
5.2.1地方协同监管与行业治理背景
各地劳动关系认定差异的深层原因，在于制度环境和监管风格的不同。
（1）政策导向差异。
北京与杭州强调社会保障优先，视劳动关系认定为劳动保护的延伸；上海则强调经济平衡，提出“在保障劳动者权益与平台发展之间寻找动态平衡”；深圳更注重营商环境与创新激励。政策导向的不同直接影响地方人社部门的执法重心。
（2）协同监管机制。
杭州建立了“新就业形态协同治理平台”，整合人社、市场监管、公安和工会四方资源，形成快速处置机制。上海虽建立了“行业指导规则”，但执行力度有限。北京则通过“人社+法院+工会”联动机制，实现了案件信息互通与快速仲裁。深圳由于平台数量庞大、监管力量分散，执法协同相对滞后。
（3）工会介入与劳动者组织化程度。
北京、杭州的外卖骑手工会建设相对完善，能提供法律援助与数据支持。上海的骑手组织化程度较低，深圳尚未形成系统性工会网络。这一差异导致劳动者维权能力的区域不平衡。
5.2.2平台合规建设与自律规则的可验证性
平台合规体系是影响劳动关系认定的重要外部因素。
（1）北京、杭州地区的平台普遍建立了算法备案与人机协同机制，对外开放部分算法规则，提高透明度。
（2）上海地区的平台虽出台合规指南，但信息披露多停留在制度层面，缺乏外部验证机制。
（3）深圳多数平台仍以商业模式创新为导向，尚未形成系统的算法风险评估机制。
合规建设差异直接决定了司法机关对算法控制的信任程度。信息公开度越高，算法控制越容易被认定为事实支配，从而促进劳动关系的确认。
5.3经验归纳与可转用规则
在分析不同地区司法实践后，可以总结出三条可推广的认定规则。这些规则不仅适用于外卖行业，也对网约车、仓配物流等平台劳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5.3.1算法控制强度推定条款
算法控制是平台劳动的核心特征。根据各地实践，可以形成如下推定规则：
当平台通过信息系统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任务分配、报酬计算和绩效考核进行持续控制时，应推定其对劳动者实施了事实管理，从而具备劳动关系的实质条件。
该规则在杭州与北京已有先例。若该推定写入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可有效降低劳动者的举证负担，增强认定统一性。
5.3.2数据不披露的不利推定
针对平台掌握数据而拒不披露的情况，应确立不利推定原则：
若劳动者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受平台管理，而平台拒绝提供订单记录、轨迹数据或绩效考核结果的，仲裁机构可直接推定劳动关系成立。
该规则在北京已具雏形，并被《北京市新就业形态劳动保障监管实施意见（2024）》所吸收。此举既防止平台滥用“商业秘密”抗辩，也促使企业提升数据合规透明度。
5.3.3责任穿透的触发门槛
对于多层外包模式，应明确责任穿透的启动条件。可归纳为三项标准：
（1）平台在劳动任务分配和考核中发挥主导作用；
（2）劳动成果主要服务于平台核心业务；
（3）外包单位不具备独立经营风险或仅充当执行层角色。
同时，应建立“连带优先原则”：当外包公司无履约能力时，平台作为实际受益方承担首位责任。上海在“王某诉蜂鸟众包案”中已首次适用该原则，为后续案件提供了可转用模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