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浏览4.1.3 统一不安抗辩权行使后的解除规则
司法解释应明确不安抗辩权行使后，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以及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对于“确切证据”、“适当担保”和“恢复履行能力”等概念，应提供具体判断标准，避免因理解不一导致争议。
4.2 规范解除通知程序，明确法律后果
4.2.1 明确“通知到达”的认定规则与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应在司法解释中，对电子通知（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的“到达”与“知悉”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可以规定邮件进入收件人邮箱系统，且收件人已实际阅读或其系统已显示已读，视为到达并知悉。同时，明确通知方的举证责任，要求其保留发送记录、送达回执、阅读状态截图等证据。对于无法直接送达的，可以规定公告通知的特定程序和效力。
4.2.2 完善解除通知的撤销例外规定
虽然《民法典》规定解除通知不得撤销，但司法解释可以探讨在极端特殊情况下，如何平衡当事人利益。例如，在解除通知发出后极短时间内，且尚未对相对方产生任何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允许撤销，并明确其适用条件。
4.2.3 统一诉讼/仲裁解除的生效时间
司法解释应明确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主张解除合同时，合同解除的生效时间。可以考虑以解除请求到达对方当事人时为原则，或者以法院/仲裁机构作出解除判决/裁决生效时为原则，并说明各种原则的优缺点和适用条件，以统一裁判实践。
4.3 完善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衔接机制
4.3.1 明确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范围与计算方法
司法解释应明确合同解除后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并细化其计算方法。同时，明确守约方的减损义务，以及在计算赔偿额时应扣除因合同解除所节省的费用和可获得的利益。对于持续性合同，应明确解除后的结算规则，区分解除前的已履行部分和解除后的未履行部分。
4.3.2 规范违约金与定金条款的适用
司法解释应明确合同解除后，违约金与定金条款的适用原则。通常情况下，违约金和定金条款作为清理条款，合同解除后仍然有效。但应明确违约金与实际损失的关系，即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减少。定金罚则与损害赔偿之间应遵循选择适用原则，防止重复赔偿。
4.4 提升司法能力与法治宣传
4.4.1 加强法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通过专题培训、案例研讨、模拟审判等方式，提升法官对合同解除制度的理论理解和实务操作能力，特别是对根本违约、情势变更等复杂概念的准确把握。鼓励法官深入了解特定行业背景和交易习惯，提高案件审理的专业性。
4.4.2 健全案例指导制度与裁判规则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应持续发布合同解除领域的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通过案例的示范作用，统一裁判尺度，解决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定期发布合同解除的裁判规则和常见类型，为各级法院和当事人提供指引。
4.4.3 强化合同风险管理与法治宣传
鼓励企业在订立合同时，明确约定合同解除条件、解除程序及解除后果，将法律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的合同条款，减少争议。同时，通过普法宣传，提高公众对合同解除权的认知，引导当事人理性行使权利，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结论
合同解除权是《民法典》合同编的重要内容，其在根本违约、情势变更、不安抗辩权等方面的创新与完善，体现了我国合同法在保障合同正义、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市场效率方面的重大进步。这些规定使得合同解除制度更加系统化、精细化，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的复杂需求，为当事人提供更加灵活、有效的救济途径。
然而，理论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实践的挑战。在《民法典》实施背景下，合同解除权在适用中仍然面临诸多实务争议，主要包括根本违约认定标准的模糊与司法裁量空间过大、解除通知的有效送达与撤销问题、情势变更原则的严格适用与实践困境、以及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损害赔偿的复杂衔接。这些挑战既是对现有法律规则的考验，也是对司法智慧、行政管理水平和当事人风险管理能力的挑战。
展望未来，为确保合同解除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有效应对实践困境，必须采取多维度、系统性的完善路径。这包括：一、细化立法规定并完善司法解释体系，明确根本违约、情势变更等核心概念的判断标准，统一裁判尺度；二、规范解除通知程序，明确电子通知的效力认定和撤销问题；三、健全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衔接机制，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和违约金的适用；四、加强司法能力建设与法治宣传，提升法官的专业素养，引导当事人理性行使权利。唯有通过立法、司法、行政和当事人实践的协同发力，才能使合同解除制度在《民法典》的引领下，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构建更加公平、高效、稳定的合同法律秩序提供强大的法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