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浏览《民法典》第496条强调了提供方对重要条款的“合理方式提示”和“按照对方要求予以说明”的义务。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合理方式”和“充分说明”，仍然是一个模糊地带，缺乏统一、细致的操作标准，导致各地法院裁判尺度不一。
“合理方式”的认定困境。仅仅通过加粗、加黑、下划线是否足以构成“合理提示”？对于线上交易（如APP用户协议、网站服务条款），是需要弹窗强制阅读、单独勾选确认，还是仅以链接形式展现？提供方往往声称已提供“阅读链接”或“同意勾选”，但消费者可能并未实际阅读。对于复杂或篇幅冗长的条款，如何才能做到“合理提示”而不给用户造成过大负担？
“充分说明”义务的履行与举证。“说明义务”是被动义务，但消费者是否提出“要求说明”难以举证。提供方在履行说明义务时，是口头说明即可，还是需要提供书面说明或录音录像作为证据？对于线上自助服务，如何才能满足“说明义务”？提供在线客服或常见问题解答是否足够？这些问题使得提供方在证明其已履行义务时面临挑战，也使得消费者在主张提供方未履行义务时难以提供有效证据。
3.2 免责条款无效的司法判断与“灰色地带”
《民法典》第497条对“免除自己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规定为无效。然而，在具体案件中，如何准确判断一个条款是否属于上述无效情形，仍然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考验着司法智慧。
“免除自己责任”与“风险分担”的界限。有些条款看似免责，实则是对正常商业风险的合理分担。例如，物流公司约定对运输途中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这属于正常风险分配。但如果约定对因自身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也免责，则可能被认定无效。界限在哪里，需要结合行业惯例、交易性质和公平原则综合判断。
“加重对方责任”的合理性。例如，违约金条款，约定过高的违约金是否属于“加重对方责任”？需要结合实际损失、交易性质、当事人议价能力等因素进行判断。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认定。何谓“主要权利”？是合同解除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还是其他权利？例如，服务提供商在格式条款中限制用户提起诉讼的法院、仲裁机构或适用法律，是否构成排除“主要权利”？实践中，对于诉讼管辖条款的效力认定存在争议，特别是强制性排除消费者选择权的条款。
“重大损害”与“人身伤害”的规制空白。《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责任条款无效，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责任条款无效。这比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更为严格。然而，对于“重大损害”的界定，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排除该条款的适用，仍有待细化。
3.3 线上交易中格式条款的呈现方式与阅读障碍
随着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线上交易成为主流，电子格式条款的应用更为广泛。然而，线上交易中格式条款的呈现方式，往往对消费者造成阅读障碍，影响其真实意思表示。
呈现方式不醒目。很多线上服务协议以超链接、小字号、折叠、默认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等方式呈现，消费者很难发现或点击阅读。在手机APP上，条款可能需要多次点击才能展开，字体小且内容冗长。
“跳过”或“一键同意”的诱导。为了提高用户转化率，许多应用或网站设计了“跳过”阅读条款或“一键同意”的按钮，这在客观上诱导用户放弃阅读，可能导致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不公平条款。
条款动态更新与通知义务。线上服务条款可能随时更新，但提供方往往未能以“合理方式”及时通知用户，或仅在网站角落发布公告，导致用户对更新后的条款内容不知情。这涉及到更新后的条款对用户是否具有约束力。
智能合约的“代码即条款”挑战。智能合约以代码形式存在，普通用户难以理解代码逻辑，更无法对其进行审查。在这种情况下，智能合约中的“格式条款”如何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以及如何进行效力认定，是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
3.4 格式条款规制与行业惯例、交易习惯的冲突
在某些特定行业，长期形成的行业惯例或交易习惯，可能与《民法典》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原则存在冲突。
行业标准与不公平条款的合法化。某些行业，如保险、运输等，其格式条款经过长期使用，可能已经形成行业“标准”，即使存在不公平之处，提供方也可能以“行业惯例”为由进行抗辩。这使得法院在认定其无效时面临压力。
消费者“自愿接受”的误区。某些消费者明知条款不公平但仍选择接受，原因可能是市场选择少、商品或服务具有垄断性或必需性。此时，是否就意味着消费者“自愿”放弃了权利？法律的规制不应简单地以“自愿接受”为由而放弃对实质公平的追求。
个性化定制与标准化产品的界限。在某些服务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个性化定制”，但基础合同仍是格式条款。如何区分哪些内容属于协商部分，哪些属于格式条款，也是实践中需要明确的问题。
第四章 格式条款规制与消费者保护的完善路径
为确保《民法典》背景下格式条款的规制能够有效落实，真正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需要从立法、司法、行政监管、技术应用和行业自律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完善。
4.1 细化立法规定，完善司法解释体系
4.1.1 明确“合理提示”与“充分说明”的具体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应出台司法解释，针对《民法典》第496条的“合理方式提示”和“充分说明”义务，提供更加具体、可操作的认定标准。例如，可以区分线上线下交易场景，对字体大小、颜色、加粗程度、弹窗显示时长、强制阅读时长等提出量化或半量化的指导意见。对于说明义务，可以明确在何种情况下提供方应主动说明，以及口头说明是否需要录音录像等辅助证据。
4.1.2 明确免责条款无效的判断标准与适用例外
司法解释应进一步细化《民法典》第497条中“免除自己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具体情形和判断原则。可以结合行业特点、交易类型、合同性质、社会公平理念，列举常见无效条款的类型。对于“免除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责任”、“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财产损失的责任”的无效，应强调其绝对性。同时，也要明确在何种情况下，条款看似免责但属于正常的风险分担，从而不应认定为无效，避免“一刀切”。
4.1.3 健全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与例外
司法解释应进一步明确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边界，确保其不被滥用。对于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的冲突，应在实践中鼓励当事人通过协商，将重要约定以非格式条款形式呈现。同时，对于不可抗力、紧急避险等特殊情况下的免责条款，应明确其合法性与适用条件。
4.2 强化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源头治理不公平条款
4.2.1 建立格式条款备案审查与抽查制度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金融监管机构、交通运输部门等相关行政主管机关，应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建立健全格式条款备案审查或抽查制度。对特定行业（如金融、保险、电信、交通、房地产等与消费者生活密切相关、易产生不公平条款的行业）的格式合同范本进行前置性审查，发现不公平条款及时约谈整改，甚至可以对严重违规的条款进行行政处罚，从源头上减少不公平格式条款进入市场。
4.2.2 推广行业示范文本与行业自律
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组织，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制定和推广行业格式合同示范文本。这些示范文本应充分体现公平原则，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企业提供合规范本，减少不公平条款的产生。同时，行业协会应发挥自律作用，引导会员企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抵制不公平格式条款，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违规企业进行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