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浏览透明化沟通与报告。CSR委员会负责牵头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并确保报告内容能够有效回应外部关注，提升EAID的实质性。
创新性。 强调了CSR委员会作为“外部压力吸纳器和转化器”的角色。通过系统化的外部响应机制，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将社会生态网络中的环境压力转化为内部治理和披露的动力。
3.3.3 媒体关注与外部监督对治理结构的影响
媒体作为社会生态网络中的重要信息传递者和监督者，其关注度和报道倾向性会影响企业治理结构，进而影响EAID。
策略。
积极回应媒体关注。企业应建立健全的媒体沟通机制，对媒体关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和质疑进行及时、透明的回应，避免负面舆论的扩散。
将媒体关注纳入风险评估。将媒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纳入企业风险评估体系，促使治理层更重视环境信息披露。
利用媒体进行正面宣传。通过高质量的EAID和积极的环保实践，利用媒体进行正面宣传，塑造企业负责任的形象。
创新性。 引入“媒体作为外部监督力量”对治理结构的反向影响。媒体的关注不仅直接影响EAID，更重要的是，它对公司治理结构本身形成压力，促使治理层更关注环境议题，从而间接提升EAID的质量。
3.4 治理结构对EAID实质性与象征性披露的调节
EAID并非同质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是进行实质性披露（反映真实环境绩效和管理水平）还是象征性披露（主要用于应对合法性压力或“漂绿”）具有调节作用。这是本研究最具创新性的核心维度之一。
3.4.1 核心治理机制对实质性披露的驱动
某些核心治理机制能够有效驱动企业进行实质性EAID。
策略。
高比例独立董事与环境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会，特别是拥有环境专业知识且独立运作的环境委员会，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企业环境绩效的真实状况，并拥有足够的权力推动企业披露具体的、可量化的环境数据、目标和管理措施，而非仅仅定性描述。他们会要求企业进行实质性环境投资，并跟踪其效果。
管理层薪酬与环境绩效挂钩。当管理层的薪酬与具体的、可衡量的环境绩效指标（如减排量、资源效率提升率）紧密挂钩时，管理层有强烈的激励去真实改善环境绩效，并披露这些实质性成果，而非仅仅“漂绿”。
机构投资者特别是ESG基金的积极参与。ESG基金通常具备专业的ESG研究能力，能够识别企业的“漂绿”行为。他们的积极监督和“用手投票”行为，会迫使企业从象征性披露走向实质性披露。
健全的内部控制和环境管理信息系统。能够提供真实、可靠的环境数据，为实质性披露提供数据基础。
创新性。 深入揭示了“驱动实质性披露”的治理机制，它们超越了简单的信息披露合规，而是涉及到对管理层真实行为和环境绩效的深度监督和激励。
3.4.2 治理结构与象征性披露的策略选择
在某些情况下，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反而倾向于或允许企业进行象征性披露，以满足外部压力而规避实质性投入。
策略。
控股股东的环境规避动机。如果控股股东本身就是高污染企业或其主要业务与环境敏感行业相关，他们可能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象征性披露来掩盖真实的污染或环境风险，以规避成本或维持形象。
权力高度集中的董事会。如果董事会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由管理层或控股股东主导，可能无法有效制约管理层的“漂绿”行为，从而允许企业进行大量象征性披露。
管理层激励的短期化。如果管理层薪酬过度侧重短期财务绩效，可能促使管理层在环境问题上采取象征性披露，以避免短期内因环境投入而影响利润。
弱化的内部控制和信息系统。如果企业缺乏健全的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可能难以准确获得真实的环境数据，从而在披露时只能选择模糊的、定性的象征性信息。
创新性。 揭示了“助推象征性披露”的治理缺陷，这使得研究能够区分“好治理”与“坏治理”对EAID质量的影响，并为识别企业的“漂绿”行为提供了治理层面的依据。这超越了传统研究对披露广度的简单衡量，深入到披露行为的策略性选择。
3.4.3 区分“说一套”与“做一套”的治理机制
最终，本研究强调了公司治理机制在区分企业“说一套”（象征性披露）与“做一套”（实质性披露）方面的能力。
策略。
外部监督的有效性。媒体监督、分析师关注、NGO（非政府组织）施压等外部监督力量能够揭露企业的“漂绿”行为，迫使治理层从象征性走向实质性披露。
董事会独立性与专业性的真实性。并非所有独立董事都能有效发挥作用，其真实独立性和专业性是关键。一个真正独立的、具备环境专业知识的董事会，能够推动企业进行实质性披露。
激励机制的长期化与多目标化。将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多维度环境绩效挂钩，而非仅仅关注短期财务目标，有助于推动实质性披露。
创新性。 提出了“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边界”，即在何种治理机制下，企业才能真正从“象征性合法性”走向“实质性可持续性”。这为企业在追求环境形象的同时，也能真正提升环境绩效提供了治理层面的指引。
第四章 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实证设计与变量构建。超越传统
基于第三章提出的创新理论分析，本章将构建一套超越传统的实证研究框架，旨在通过经验数据验证公司治理结构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广度、深度、实质性与象征性影响的复杂机理。
4.1 研究假设的创新提出。基于多理论融合
本研究将基于社会生态网络理论、符号互动论、注意力经济学和制度企业家理论等多元理论视角，提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假设，以验证公司治理结构对EAID的复杂影响机制。
假设1（董事会专业性与EAID实质性）。
H1a。董事会中环境专业董事的比例越高，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实质性越高，因为他们能更准确识别环境风险，并推动实质性行动。
H1b。董事会环境委员会的设立且其独立性越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深度和实质性越高。
假设2（管理层激励与EAID策略选择）。
H2a。管理层薪酬中纳入环境绩效指标的程度越高，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实质性越高，而不仅仅是广度。
H2b。管理层短期激励偏好越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象征性越高，以期在短期内获得外部合法性。
假设3（股权结构与EAID博弈）。
H3a。负责任投资（RI）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广度、深度和实质性越高，因为其作为“环境监督者”施加压力。
H3b。控股股东对环境风险的规避动机越强（如其所属行业环境敏感度高），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象征性越高，而实质性可能受抑制。
假设4（外部社会网络压力传导与治理结构）。
H4a。独立董事的外部社会网络连接度越高，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越高，因为他们能更好地吸纳外部环境压力。
H4b。企业在媒体上的环境负面关注度越高，其公司治理结构（如董事会独立性、CSR委员会）越可能推动实质性的EAID以回应压力。
假设5（治理结构与EAID的策略区分）。
H5a。高比例独立董事和有效的环境委员会，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进行象征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并促进实质性披露。
H5b。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或媒体关注度不高的情况下，公司治理结构对EAID实质性的影响可能被削弱，而象征性披露可能占主导。
这些假设将通过后续的实证分析进行检验，以揭示公司治理结构对EAID的复杂影响机制。
4.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环境敏感行业与非财务数据挖掘
本研究将聚焦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具有较高环境敏感度的行业，并从多维信息生态视角获取数据。
样本选择标准。
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国资本市场具有独特的监管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结构，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
环境敏感行业。将重点关注具有高环境风险和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大的行业，例如。电力、钢铁、化工、有色金属、采掘、造纸、建筑、汽车制造等。这些行业企业的EAID更为丰富且具有实质性意义。
时间跨度。选择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如10-15年），以捕捉公司治理结构和EAID的动态演变，并考虑不同环境政策和经济周期的影响。
数据可得性。剔除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EAID数据不完整或退市的公司。
数据来源。
财务数据与公司治理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或Wind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提供详细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高管激励等信息。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数据。这是核心数据来源，需要通过内容分析法进行人工收集和编码。
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报告。人工阅读这些报告，根据预设的EAID清单（涵盖广度、深度、实质性、象征性等维度）进行编码。可参考GRI、SASB、TCFD等国际披露框架。
环境绩效数据。部分数据可从上市公司年报、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直接获取（如碳排放量、能源消耗量、污染物排放量），或通过环保部门的公开数据（如环境处罚信息、排污许可数据）进行补充。
环境负面新闻/媒体关注度数据。通过新闻数据库（如慧科、CNKI等）检索企业环境负面新闻数量、媒体报道篇幅等。
机构投资者ESG偏好数据。通过机构投资者持股数据，并结合其是否签署UN PRI（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或其ESG基金的投资策略等，识别其环境偏好。
外部环境规制数据。如国家或地方环境政策强度、环保部门的执法力度、环境处罚金额等，可来源于政府部门公开数据、法律法规库。
创新性。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的创新体现在。
聚焦环境敏感行业。确保EAID数据的有效性和研究的针对性。
多源异构数据整合。不仅仅局限于财务和治理数据，更强调EAID的人工内容分析、环境绩效数据、环境负面新闻数据、机构投资者ESG偏好数据等非财务、多维度的异构数据整合，以支持实质性与象征性披露的区分。
人工编码。虽然耗时，但能捕捉EAID的细微之处，超越简单关键词统计的局限。
4.3 核心变量的创新衡量
本研究将对核心变量进行创新性衡量，以更好地捕捉公司治理结构对EAID的复杂影响。
4.3.1 公司治理核心变量。超越结构到行为
传统研究多采用结构性指标衡量公司治理。本研究将尝试从结构与行为相结合的角度刻画公司治理。
股权结构。
负责任投资（RI）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识别并量化持有ESG主题基金或签署UN PRI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控股股东环境规避动机。可通过控股股东所属行业环境敏感度、控股股东历史环境违规记录、控股股东在环境信息披露上的“发言权”等代理变量衡量。
董事会构成。
董事会环境专业性。董事会成员中具有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可持续发展或相关法律背景的董事比例。
董事会环境委员会设立与独立性。虚拟变量表示是否设立，独立性通过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比例、委员会会议频率、环境议题讨论深度（内容分析）等衡量。
创新性衡量。独立董事外部社会网络连接度。基于独立董事的其他任职公司、教育背景、行业协会任职等，构建其外部社会网络连接度指数，作为其吸纳外部压力的代理变量。
管理层激励。
环境绩效激励强度。管理层薪酬中与具体环境绩效（如碳排放强度下降、环境合规率）挂钩的比例或指标数量。
创新性衡量。管理层短期激励偏好。通过管理层薪酬中短期奖金/股权激励的比例、高管任期等衡量其短期行为倾向。
企业社会责任（CSR）委员会/部门。
CSR委员会设立与权限。是否设立，及其在环境管理和披露中的决策权限和影响力。
创新性衡量。CSR委员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频率/深度。通过查阅报告中关于与环保组织、社区沟通的频率和内容等代理变量衡量。
4.3.2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衡量。广度、深度、实质性与象征性区分
这是本研究的关键创新点，旨在精确区分不同质量的EAID。
EAID广度（Extent of EAID）。
内容分析法。基于预设的EAID清单（例如GRI指标），统计企业披露环境相关项目的数量，计算披露指数。
EAID深度（Depth of EAID）。
内容分析法。在广度基础上，对每个披露项目的详细程度、量化程度、是否包含目标承诺、是否提及风险管理措施等进行打分，构建深度指数。
创新性衡量。EAID实质性（Substantive EAID）。
绩效挂钩法。将披露的环境绩效数据（如碳排放量、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量）与实际的环保投入（如环保研发支出、污染治理设备投资）或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情况（如ISO 14001）进行匹配。披露具体、可验证的环境绩效数据，且与实际行动一致的，视为实质性披露。
正面与负面信息平衡。评估企业是否披露负面环境信息（如环境处罚、超标排放），若能主动披露负面信息并说明应对措施，则被视为更具实质性。
第三方认证/审计。若环境信息经过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认证或审计，则视为更具实质性。
创新性衡量。EAID象征性（Symbolic EAID）。
“口号式”指标。统计披露内容中定性描述、模糊承诺、空泛愿景的比重，如“致力于绿色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表现”等非具体表述。
“漂绿”指数。将企业的EAID广度和深度与其实际环境表现（如环境违规记录、环境罚款、污染物超标排放）进行对比。如果披露内容非常积极但实际环境绩效较差或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则被视为象征性披露。可构建一个衡量披露与绩效不一致性的指标。
4.4 控制变量与模型设定。情境与交互效应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准确性，模型中将纳入一系列重要的控制变量，并采用合适的计量模型，重点关注公司治理与外部环境的交互效应。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常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或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
盈利能力。常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或总资产报酬率（ROA）衡量。
财务杠杆。常用资产负债率衡量。
上市年限。常用企业上市以来的年数衡量。
审计师特征。是否由“四大”审计师审计。
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控制股权集中度对治理的普遍影响。
管理层持股比例。控制管理层持股对披露的影响。
宏观经济变量。GDP增长率等。
行业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控制行业特性和时间趋势的影响。
外部调节变量（创新性）。
环境规制强度。国家或地方政府的环境法律法规强度、环保部门执法力度、环保处罚频率等。
媒体关注度。企业环境负面新闻数量、媒体报道篇幅等。
行业环境敏感度。根据行业特点（如高耗能、高污染）进行分类。
投资者保护水平。国家层面的投资者保护指数。
模型设定。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虑到数据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特征，将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如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
内生性问题处理。公司治理结构与EAID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将考虑采用工具变量法（如滞后项）、广义矩估计（GMM）或匹配方法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交互效应模型。为了检验公司治理结构与外部调节变量（环境规制强度、媒体关注度、机构投资者环境偏好、行业环境敏感度）的交互效应，将在模型中加入交互项，以揭示其异质性影响。
稳健性检验。将采用不同的EAID衡量方法、不同的样本期、排除特定企业类型等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创新性。
细化EAID衡量。区分广度、深度、实质性和象征性，并采用多种方法衡量，以更精准地捕捉治理结构对不同质量EAID的影响。
外部调节变量的引入。系统性地引入环境规制强度、媒体关注度、机构投资者环境偏好等外部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公司治理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效应。
内生性问题处理。强调识别和处理内生性问题，提升研究的因果推断能力。
行为与结构结合。在公司治理变量的衡量上，尽可能从结构和行为（如董事会专业性、管理层激励方式）两个层面进行刻画。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颠覆性认知与前瞻指引
5.1 研究结论。核心贡献与创新发现总结
本文深入探讨了公司治理结构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EAID）的影响机理，突破传统理论的解释边界，创新性地引入社会生态网络理论、符号互动论、注意力经济学和制度企业家理论等前沿视角，从环境信息生产的内部博弈、外部社会网络压力传导、企业战略性象征性披露以及多利益相关者注意力竞争等创新维度进行分析。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设计，本文的核心贡献和创新发现总结如下。
首先，我们发现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环境风险感知与战略优先级的塑造，是影响EAID质量的深层原因。研究揭示，董事会中环境专业董事的比例越高、董事会环境委员会越独立有效，企业对环境风险的识别能力越强，越能将环境议题提升为战略优先级，从而推动更高深度和实质性的EAID。同时，管理层薪酬与环境绩效挂钩的程度越高，管理层越有激励去真实改善环境绩效并披露实质性信息。
其次，本研究创新性地分析了治理结构对环境信息生产激励与约束的博弈影响。我们发现，负责任投资（RI）机构投资者作为“环境监督者”，其持股比例越高，对企业EAID的广度、深度和实质性提升作用越显著。然而，控股股东的环境规避动机（尤其是在环境敏感行业），可能导致其利用控制权抑制实质性披露，增加象征性披露，这是一种独特的代理冲突。董事会环境委员会的独立性和效能，则在这一博弈中扮演了关键的制衡角色。
第三，我们发现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企业对外部社会网络压力的吸纳与转化能力，进而影响EAID。独立董事通过其外部社会网络连接，能够更好地感知和吸纳来自环保组织、媒体和社区的环境压力，并将其传递到董事会，从而促进EAID。企业社会责任（CSR）委员会作为外部响应机制，其有效运作能够更系统地回应外部诉求，提升EAID质量。同时，媒体环境的关注与监督，能够对治理结构本身形成压力，促使其更重视环境议题并提升EAID。
第四，本研究最关键的创新发现是，公司治理结构显著调节EAID的实质性与象征性披露。我们发现，高比例独立董事和有效的环境委员会，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进行象征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并有效促进实质性披露。这表明某些治理机制能够帮助企业“言行一致”，从“说一套”走向“做一套”。然而，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或媒体关注度不高的情况下，公司治理结构对EAID实质性影响可能被削弱，而象征性披露可能占主导，企业可能利用治理结构进行“漂绿”行为。
这些研究结论深化了对EAID生成机制的理解，特别是对其“实质性”与“象征性”区分的治理逻辑，为解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复杂性和策略性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
5.2 政策建议与管理启示。基于新认知的策略
基于上述具有颠覆性认知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和管理启示，以期为企业优化治理、提升EAID的实质性提供前瞻性指引，并为监管机构制定差异化、更有效的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提供深度洞察。
对于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而言。
首先，应将环境管理和EAID上升为企业战略核心，并深度融入公司治理体系。企业不应将EAID视为仅仅应对合规压力或社会期望的负担，而应视其为提升企业价值、管理环境风险、获取绿色资本的关键战略举措。管理层应从顶层设计层面，制定清晰的环境战略，将其融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并为EAID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
其次，应着力提升董事会的环境专业性和独立性，并确保环境委员会的真实效能。在董事会中引入具有环境科学、可持续发展或气候变化等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并确保其在董事会和专门委员会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设立或强化董事会环境委员会的职责，明确其在环境战略审批、风险监督和信息披露中的权限，确保其能够独立、有效地审查环境绩效和披露内容，避免“花瓶效应”。
再次，应创新管理层激励机制，将薪酬与实质性环境绩效紧密挂钩。打破传统薪酬激励仅仅关注财务指标的局限，将管理层（特别是CEO、CSO、CFO等关键高管）的短期奖金和长期股权激励与具体的、可量化的环境绩效指标（如碳排放强度下降、水资源消耗减少、环境合规率、绿色产品收入占比）挂钩。这能有效驱动管理层从“说一套”走向“做一套”，推动实质性环境改进和披露。
此外，应积极回应外部社会生态网络压力，并将其转化为内部治理改进动力。企业应建立健全的外部沟通机制，主动与环保组织、社区、媒体、负责任投资者等进行对话和合作，吸纳其关注和诉求。鼓励独立董事和CSR委员会成员积极发挥其外部桥接作用，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推动内部环境管理和EAID的动力，避免等到问题爆发才被动应对。
最后，应提升EAID的广度、深度和实质性，避免“漂绿”行为。企业应主动采纳国际先进的EAID框架（如TCFD、SASB），披露具体、可量化、可验证的环境数据、目标和管理措施，包括正面和负面信息。引入第三方认证或审计，增强披露信息的可靠性。认识到象征性披露在短期内可能缓解压力，但长期将损害企业声誉和市场信任。
对于外部投资者而言。
首先，应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作为重要的投资决策依据，并关注其“实质性”与“象征性”的区别。投资者不应仅仅依据披露内容的广度或正面信息，而应深入分析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是否具体、可量化、可验证，是否与其实际环境绩效相符。可以参考专业的ESG评级机构报告，但也要保持批判性思维，结合自身分析判断。
其次，应积极发挥“环境监督者”的作用，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推动企业提升EAID质量。负责任投资者应在股东大会上积极行使投票权，支持环境相关提案。与企业管理层进行对话，表达对EAID的期望和要求。对于EAID质量差或存在严重环境问题的企业，可以考虑减持或排除投资，从而形成市场压力。
对于政府和监管机构而言。
首先，应制定更具针对性、更具强制性和可操作性的EAID监管政策。根据行业环境敏感度差异化设定披露要求，对于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应强制要求披露具体的环境绩效数据、碳排放数据、环境风险评估和管理措施。逐步提升披露的广度、深度和量化要求，并强制要求披露环境负面信息。
其次，应加强对EAID的审查和监督，严厉打击“漂绿”行为。监管机构应建立专业化的EAID审查团队，对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进行实质性审查，并与企业实际环境绩效、环境违规记录进行比对。对于存在“漂绿”行为的企业，应依法严厉处罚，提高其违规成本，从而遏制象征性披露。
第三，应推动第三方环境信息认证和鉴证服务的发展，提升EAID的可靠性。鼓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进行认证或鉴证，并明确认证标准和责任，为投资者提供可信的参考。
最后，应构建更健全的绿色资本市场生态系统。通过政策引导、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支持绿色金融产品发展，激励负责任投资。同时，完善环境法律法规，提升环境执法力度，从源头上减少企业环境污染行为。
5.3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展望。开拓更广阔的研究前沿
本文在探讨公司治理结构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机理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性探索，构建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框架，但仍存在以下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以期开拓更广阔的研究前沿。
首先，本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分析的创新和框架构建，缺乏大规模的定量实证分析验证。虽然理论分析阐明了复杂的机理，但其具体的影响方向、程度、以及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仍需通过严谨的经验数据进行检验。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构建计量模型，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如董事会环境专业性、环境委员会效能、管理层激励结构）、以及本文创新提出的EAID实质性与象征性衡量指标，进行面板数据分析、事件研究法或双重差分法，更精确地量化公司治理对不同质量EAID的影响，并检验本文提出的创新传导机制。
其次，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质性与象征性的衡量仍是实证研究中的巨大挑战。本研究提出了基于内容分析和绩效匹配的衡量方法，但其客观性和准确性仍有提升空间。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利用更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机器学习技术，对海量非结构化文本数据（如企业环境报告、新闻报道、社交媒体评论）进行深度挖掘，识别更细微的语义特征和情感倾向，从而构建更精准、更自动化的实质性与象征性EAID衡量指标，并结合卫星遥感数据、物联网环境监测数据等第三方环境绩效数据，实现披露与实际绩效的更精确匹配。
第三，本研究虽然引入了社会生态网络、符号互动论和注意力经济学等理论，但对公司治理结构内部各主体之间（如独立董事与家族董事、管理层与环保部门负责人）在环境信息生产中的“微观博弈过程”，以及外部社会网络压力在治理结构中的“具体传导路径和转化机制”，仍有待更深入的实证考察。例如，如何量化独立董事的“桥接”效应？媒体负面报道如何具体影响董事会决策和披露策略？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通过案例研究、高管访谈、行为实验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这些微观层次的复杂机制。
第四，未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不同类型的环境风险（如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声誉风险）对EAID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在管理这些不同类型风险时的差异化作用。同时，可以研究EAID如何影响企业在绿色金融市场中的表现（如绿色债券发行成本），以及其如何影响企业的环境绩效本身，从而形成一个更完整的循环效应。
最后，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上市公司。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国际比较视角，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规制强度、投资者偏好、文化背景等因素如何调节公司治理结构对EAID的影响。例如，在英美法系国家（强调市场导向）和欧盟国家（强调利益相关者和可持续性）中，公司治理对EAID实质性的驱动机制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比较研究将有助于丰富环境会计、公司治理和可持续金融的理论，并为全球环境治理实践提供更具普适性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