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浏览公司治理结构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研究：基于社会生态网络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
摘要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公司治理结构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AID）的影响机理，突破传统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合法性理论的解释边界。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环境规制持续收紧、公众环境意识普遍觉醒的背景下，EAID已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环境风险管理水平的关键信号。然而，EAID并非简单的合规行为，而是企业内部权力结构、信息博弈以及与外部社会生态网络动态互动的结果。本文将创新性地引入社会生态网络理论，将企业置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信息流中；并运用符号互动论，解析EAID作为一种策略性“表演”与“沟通”行为。我们将从环境信息生产的内部博弈、外部社会网络压力传导、企业战略性象征性披露、以及多利益相关者注意力竞争等创新维度，系统分析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管理层激励及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等关键公司治理机制，如何通过影响企业对环境议题的风险感知与战略优先级、信息生产的激励与约束、外部压力吸纳与转化、以及信息传递的象征性与实质性，从而动态地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广度、深度和质量（包括实质性披露与象征性披露）。研究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媒体关注度、机构投资者环境偏好和行业环境敏感度下的异质性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理解EAID的微观生成机制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为企业优化治理结构、提升EAID的实质性提供超越传统认知的策略建议，同时也将为监管机构制定差异化、更有效的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构建更健康的绿色资本市场生态提供深度洞察。
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社会生态网络；符号互动论；战略性披露；实质性披露；象征性披露；注意力经济学；实证研究；创新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意义
1.3 论文结构
1.4 核心概念界定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超越传统，重构范式
2.1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2.1.1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涵、范围与演进
2.1.2 影响EAID的传统因素。局限性反思
2.1.3 EAID的衡量。从广度到实质性与象征性
2.2 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2.2.1 公司治理的经典理论与作用机制
2.2.2 公司治理对非财务信息披露的传统解释
2.3 公司治理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衔接。创新框架
2.3.1 社会生态网络理论。企业与环境信息流的共生
2.3.2 符号互动论。EAID的策略性沟通与“表演”
2.3.3 注意力经济学。多利益相关者对EAID的关注争夺
2.3.4 制度企业家理论。治理结构在环境规制中的主动塑造
第三章 公司治理结构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的机理分析。创新维度深掘
3.1 治理结构对环境风险感知与战略优先级的塑造
3.1.1 董事会环境专业性与风险识别
3.1.2 管理层激励与环境绩效挂钩
3.1.3 股权结构与环境成本/效益权衡
3.2 治理结构对环境信息生产激励与约束的博弈影响
3.2.1 控股股东的环境规避动机与披露控制
3.2.2 机构投资者作为“环境监督者”的压力传导
3.2.3 董事会环境委员会的独立性与效能
3.3 治理结构对外部社会网络压力吸纳与转化的影响
3.3.1 独立董事与社会网络的桥接作用
3.3.2 企业社会责任（CSR）委员会的外部响应机制
3.3.3 媒体关注与外部监督对治理结构的影响
3.4 治理结构对EAID实质性与象征性披露的调节
3.4.1 核心治理机制对实质性披露的驱动
3.4.2 治理结构与象征性披露的策略选择
3.4.3 区分“说一套”与“做一套”的治理机制
第四章 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实证设计与变量构建。超越传统
4.1 研究假设的创新提出。基于多理论融合
4.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环境敏感行业与非财务数据挖掘
4.3 核心变量的创新衡量
4.3.1 公司治理核心变量。超越结构到行为
4.3.2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衡量。广度、深度、实质性与象征性区分
4.4 控制变量与模型设定。情境与交互效应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颠覆性认知与前瞻指引
5.1 研究结论。核心贡献与创新发现总结
5.2 政策建议与管理启示。基于新认知的策略
5.3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展望。开拓更广阔的研究前沿
参考文献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环境危机频发以及社会对可持续发展关注度持续提升的背景下，企业在环境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其环境信息披露（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AID）的质量，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环境风险管理水平的关键指标。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到各国日益收紧的环境规制，再到机构投资者将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信息披露压力和期望。高质量的EAID不仅有助于企业提升环境绩效、规避环境风险、获取“绿色资本”，更能够帮助投资者、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全面了解企业环境足迹，从而做出更负责任的决策。
传统的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多基于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 Theory）、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和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进行解释。合法性理论认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是为了获得和维持其“社会合法性”；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为了回应不同利益相关者（如环保组织、社区、投资者）的诉求而进行披露；代理理论则从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角度，解释管理层进行战略性环境信息披露（可能包括象征性披露）的动机。这些理论为理解EAID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在解释其复杂性、策略性以及治理结构在其中扮演的微妙角色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环境信息披露的复杂性远超财务信息。环境信息往往是非标准化的、难以量化的，且其披露涉及企业内部的多个部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其次，环境信息披露并非单向的“报告”行为，更是一种策略性的“表演”和“沟通”。企业在披露环境信息时，可能存在“漂绿”（Greenwashing）行为，即通过象征性披露来掩盖实质性环境表现不佳，从而获取社会合法性或市场关注。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多关注财务信息披露，未能充分考虑到环境信息披露的这些独特属性。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管理层激励等治理机制如何影响企业对环境议题的风险感知、信息生产的激励、外部压力的吸纳和转化，以及最终披露信息的“实质性”与“象征性”区分，这些深层次的机制仍有待创新性地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