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摘要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明确指出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动力引擎和核心载体。在全球经济重构和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正助力我国经济稳步实现双循环，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此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企业当前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和战略规划。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投身数字化转型升级，以期提升自身的数据管理、各环节数字化深化以及应用软件等方面的能力。

　　财务绩效作为衡量企业经营状况和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指标，不仅是投资者评估企业投资价值、选择投资项目的重要依据，也是企业管理层进行战略决策和资源配置的核心考量。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涉及营收增长、成本控制、资产效率、盈利能力等多个方面。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探究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了该影响在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高新技术水平等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此外，本文还分别从企业信息不对称、经营风险和企业创新的角度，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化，企业的财务绩效显著提升。这主要体现在营收增长、成本降低、资产周转率提升和盈利能力增强等方面。第二，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提升效果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这归因于非国有企业更为灵活的组织结构和市场导向的决策机制，使其能更充分地利用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效益。第三，在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这是因为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更注重灵活性和创新广度，从而更好地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要求。第四，相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绩效表现出更强的提升作用。高新技术企业在技术、人才和创新文化方面更具优势，能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与自身业务的深度融合。第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经营风险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显著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

　　本文通过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上述结论，并针对企业和政府提出了具体建议。对于企业而言，可以通过制定清晰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投资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基础设施、加强数据安全保障、提升组织数字化能力、加强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合作、持续创新和优化、积极应对数字化风险以及寻求政府支持等方式，充分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财务绩效，增强企业竞争力。对于政府而言，则可以在法规、政策、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为企业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深入进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转型；财务绩效；信息不对称；经营风险；企业创新

　　目录

　　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1.2 研究意义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内容

　　1.2.2 研究方法

　　1.3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2章 文献综述

　　2.1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界定

　　2.2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

　　2.2.1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宏观经济后果

　　2.2.2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

　　2.3 财务绩效相关研究

　　2.3.1 财务绩效的衡量方法

　　2.3.2 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素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3.1 理论基础

　　3.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3.1.2 信号传递理论

　　3.1.3 委托代理理论

　　3.1.4 企业变革理论

　　3.1.5 技术创新理论

　　3.2 研究假说

　　3.2.1 数字化转型、信息不对称与财务绩效

　　3.2.2 数字化转型、经营风险与财务绩效

　　3.2.3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财务绩效

　　第4章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4.2 变量定义与回归模型

　　4.2.1 变量定义

　　4.2.2 回归模型

　　第5章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5.2 基准回归分析

　　5.3 稳健性检验

　　5.3.1 替换被解释变量

　　5.3.2 替换数字化转型测度指标

　　5.3.3 倾向得分匹配法

　　5.3.4 工具变量法

　　5.3.5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

　　第6章 进一步研究

　　6.1 异质性分析

　　6.1.1 企业属性

　　6.1.2 股权集中度

　　6.1.3 企业高新技术水平

　　6.2 机制检验

　　6.2.1 数字化转型、信息不对称与财务绩效

　　6.2.2 数字化转型、经营风险与财务绩效

　　6.2.3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财务绩效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7.1 研究结论

　　7.2 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致谢

　　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全球经济重构的新发展局面下，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明确指出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动力引擎和核心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生产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这其中包括鼓励科技投入、政府支持企业加强创新、提升数字化能力；财政和税收政策的支持可以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负担，促进更广泛的参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为企业提供更强大的数字化基础，而推动数字产业的发展则有助于形成数字化转型的产业生态；加强人才培养是为了满足数字化时代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人才支持。这些政策旨在推动企业数字化升级，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提升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国际经济环境遭受巨大冲击，促使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并刺激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革新，依靠数字化我国经济正在稳步实现双循环，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中国经济的韧性愈发凸显。

　　数字经济的兴起源于利用数字技术、网络和智能工具，重构传统经济模式，推动经济活动的转型与升级，涵盖了数字化生产、数字化交易等方面。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企业经营和生产方式，也为企业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商业洞察和决策支持。在数字经济中，信息技术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竞争力量，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资源。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截至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过四成，增速高于整体GDP增速4.9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已占据与第二产业类似的份额。数字经济的持续增长表明其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对整体经济增速的贡献明显。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我国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占据重要位置提供了有力支持。显然，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具有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助力“双循环”布局，科技结合数字经济的新基建使得我国经济占领新的高地，对金融的数字化改革、生态打造和有效监管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显然，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当前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和战略规划。与此同时，行业趋向于更加精细化、专业化、多元化的运营，数字化成为了企业推动转型与创新的关键驱动力。为此，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行列，不断提升自身数据管理、各环节数字化深化、应用软件等各方面数字化能力。同时，企业也面临着来自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压力，迫使它们积极寻求数字化转型的途径。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拓展市场边界、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而财务绩效作为衡量企业经营成果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核心指标，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直接关系到企业的长期价值。数字化转型涉及产品、生产、行政与决策、营销和服务以及研发等多个方面，通过优化各环节，有助于提升企业商业运营效率。然而，数字化转型也面临一定的风险，例如盲目跟风开展数字化项目、过度依赖技术解决问题、对数字化转型认知不足以及企业内部认知差异导致数字化转型战略偏离等。因此，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可以为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和学者提供关键见解，对于理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方向至关重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将通过实证检验，探究该影响。

　　1.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第一，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的相关研究成果。当前，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研究存在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两种主要观点，国内外学者对此尚未形成统一共识。本研究通过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利能力、成本控制、资产效率和市场估值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利用上市公司年报等公开数据，结合统计模型和回归分析，对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所选数据具有代表性和可靠性，将为研究提供充分的支撑和证据，有助于弥合现有研究中的分歧，形成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第二，理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本文将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经营风险以及企业创新水平纳入研究框架，以丰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路径机制的研究，拓展了对二者间关系的理论探索及传导机制的理解。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财务绩效的具体路径，为企业制定更为精准的数字化转型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影响的差异性研究。本研究探讨了企业属性（国有/非国有）、股权集中度以及企业高新技术水平的异质性对数字化转型影响财务绩效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它们之间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异质性因素在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对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属性、股权集中度以及企业高新技术水平的重要影响具有极大帮助。

　　综上，本研究填补了现有相关文献的空白，对企业提升财务绩效、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实践意义

　　第一，提升了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力、主观能动性和主观意愿。企业不愿意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原因可能包括成本高、技术限制、组织结构僵化、市场竞争压力不足等。这些因素导致企业担心投入产出比、技术风险、员工抵触情绪和转型困难，从而影响了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本研究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可以增强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信心，激发其内在动力和主观意愿。这种转变不仅可以带动企业积极投入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中，还能促使其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提升未来的盈利能力。

　　第二，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应当着重制定政策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推动企业的转型。通过对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政府能够更准确地评估相关政策的效果和影响，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政府还可通过支持数字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企业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拓展市场边界、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同时在政府的引导下，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要求，进而提升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这一过程将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本研究为政府提供了指导，以制定有利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法规和政策框架，推动经济体制的升级和优化。

　　综上所述，本研究有助于拓展企业金融和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提高理论解释的深度和广度。实践上，可以帮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更精准地规划资金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竞争力，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企业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还有助于政府制定支持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推动整个经济的数字化发展。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内容

　　基于相关文献的综述，本研究旨在探讨以下核心问题：首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对财务绩效产生影响；其次，在不同情境下，如企业属性、股权集中度和高科技行业分类，该影响是否呈现异质性；最后，此影响的背后逻辑和机理是否与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经营风险和创新水平相关。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采用了2012年至2022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旨在通过实证检验深入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及相应的作用机制。

　　本文由七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提出并介绍本文的研究主题，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背景、说明选择财务绩效作为分析视角的原因以及明确研究的具体目标、可能的研究问题，并简要介绍研究方法论的选择。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通过学术数据库、期刊、书籍等渠道收集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财务绩效的文献。确保文献的质量和权威性，将选定的文献按照研究主题进行分类整理，为后续的研究假说提供依据。

　　第三部分为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类型等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提出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假说。

　　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首先，确定研究样本的范围并制定样本筛选的具体标准，收集符合样本筛选标准的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根据研究问题构建实证面板模型，考虑可能的控制变量，确保模型的适用性。其次，对相关变量进行清晰的定义，确保研究的可操作性。

　　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首要步骤是通过描述性统计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财务绩效等研究变量进行全面概述。接着，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来验证研究假说，并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第六部分为进一步研究。首先进行异质性分析，根据不同情境分别进行分样本研究，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是否在特定条件下表现出显著差异。同时，着重检验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

　　第七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首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和归纳。随后，为政府机构和公司高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实际运营和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研究框架如下：

　　1.2.2 研究方法

　　理论分析法

　　当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直接理论，更缺乏关于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影响机制的详尽研究。本文将综合前人相关研究，探索与本课题相关的理论框架，涵盖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企业变革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将为本文提供深入分析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优劣势的工具，并在不同层面上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潜在影响途径。进一步，通过理论分析确定的实现机制，本文将通过后续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

　　实证分析法

　　通过对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进行实际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解释，选取2012年至2022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有效数据作为样本。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建立了检验研究假设的实证模型。使用Stata15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

　　1.3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基于微观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关系。虽然关于数字经济的话题越来越受重视，但以往的文献研究主要基于宏观、中观产业的层面研究影响关系，而微观层面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从研究视角进行一定的创新，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微观关系，拓宽并丰富了相关的理论研究。

　　第二，已有关于企业财务绩效的研究主要以“人”的视角进行分析，即治理结构、企业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程度主要受股东和管理者的能力、意愿等特质影响。而本文以技术进步作为研究视角，探讨了技术在财务绩效提升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本文通过解开二者之间的机制黑箱，深入剖析了二者的关系，为理解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影响的机理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潜在不足之处：

　　首先，由于篇幅限制，仅采用一种模型进行验证，未能使用其他模型进行额外佐证，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其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践在中国发展时间较短，相关理论不够完善。本文使用目前比较主流的文本分析法计算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出现的频次时，存在0值，此类企业可能是由于年报中未附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情况，但并不一定代表其未应用数字技术，因此对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有所低估。

　　在今后的研究中，会在进行理论基础分析时构建数理模型为理论提供支撑，并持续追踪企业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的相关实践，进一步改善企业数字化转度的衡量标准。

　　第2章 文献综述

　　2.1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界定

　　当前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时代背景，但对于数字化转型还并未达成一致的定义。Negroponte和Asher（1995）首次提出数字化转型，认为其主要应用于企业各生产环节的数字化变革，主要包括企业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和商业活动。Acemoglu（2003）则转变至新视角，技术变革实际上是沿着平衡增长路径增加劳动力，即技术升级赋予企业生产要素新活力。更有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在生产、营销、产品、资源等方面的更优质高效管理（Einav和Levin，2014）。何帆和刘红霞（2019）总结企业数字化变革着重强调数据是作为同人、资、地同等重要的新型生产要素。戚聿东和肖旭（2020）指出企业通过“ABCD等技术”，打破企业获取信息的现实物理壁垒，并将信息转化为数据，建立商业网络进而让用户深度参与生产进程，进而提升企业创新，优化企业资源配置。

　　通过分析国内外关于数字化转型内涵的定义，从国内外研究的角度综合归纳出了其核心特征。首先，企业在实施数字化转型时需要具备长期的战略眼光和耐心，并在过程中持续投入资源，特别是在应用软件部署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种投入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技术升级，更是对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其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路径涉及多个层面。从管理和用户入手是数字化转型的切入点，企业需要重新思考和优化管理体系，并通过数字化手段改善客户体验；从产品角度进行优化，涉及研发和生产的数字化升级。这不仅包括采用新兴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还包括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产品设计和研发过程。这个过程中，以新兴技术作为载体来实现企业信息收集与传输，形成互联商业网络，进而将信息转换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提升综合实力，完成企业战略升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强调其是一种通过重新设计业务流程、创新商业模式，以及提升组织和管理效率的过程；这种全面的转型意味着企业内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数字化升级和创新，涵盖了运营、市场、服务、管理等多个方面。

　　2.2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

　　数字化转型借助新兴技术，深刻影响经济增长格局，成为研究热点。学界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探讨数字化转型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

　　2.2.1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宏观经济后果

　　在宏观层面，首先，数字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信息的流动与共享，降低了许多行业的进入壁垒，使得现有主导企业的竞争优势受到挑战，最终改变了竞争格局（Kahreetal.,2017）。Ha(2022)的研究首次以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化转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数字化能促进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发展。Zhouetal.(2024)论证了数字工业化的推动，从先进的服务器技术到尖端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推动了支持部门的创新。数字工业化是创新的催化剂，重塑了核心产业。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流程的共生关系为新思想、战略和解决方案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宋洋（2019）在其研究中发现，数字经济强调了应支持和鼓励体制机制创新，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王开科等（2020）则在其论文中构建了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五部门投入产出矩阵模型，并采用数字经济效率比作为实证指标。研究结果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影响，突显了数字经济技术的普及性和适用性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另外，陈晓东和杨晓霞（2021）的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可持续驱动力。未来，结合前沿产业升级与高质量数字经济发展将是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陈小辉等（2020）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研究了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此外，还有研究者发现，互联网对消费生产者的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对企业的吸引和引导作用。随着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地理限制正在减弱，企业选址的自由度不断提高，这可能会改变经济地理结构（安同良和杨晨，2020）。

　　总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宏观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生产力和效率的提高，从而对整体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通过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企业能够更高效地生产、管理和交付产品与服务，为经济创造更多的附加值。第二，数字化转型可能导致企业内部就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一些传统产业可能减少就业机会，因为某些传统工作岗位可能被自动化或数字化技术取代。另一方面，数字化领域的发展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需要更多具备数字技能的人才。第三，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创新，加强了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引入先进的科技和数据驱动的决策，企业能够更灵活地适应市场需求，推出创新产品和服务。第四，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提升整体产业结构的水平，从而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第五，数字化转型改善了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智能化的生产和供应链管理，降低了浪费。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宏观经济后果是积极的，有助于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然而，也需要注意到一些潜在的挑战，如数字鸿沟、就业不平衡和隐私安全等问题，需要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进行有效管理。

　　2.2.2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

　　针对微观经济后果，过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积极经济影响，通常涵盖了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降低生产和管理的相关成本；通过采用智能化的生产设备和管理系统，企业能够更迅速、准确地响应市场需求，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益等（何帆和刘红霞，2019；Mikalef和Pateli，2017）。Acemoglu（2003）发现技术变革实际上是沿着平衡增长路径增加劳动力，即通过数字技术，传统生产资源得到重组和优化，技术升级赋予了企业生产要素新活力。另外，Vijay和Debora（2019）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公司愿景的重新塑造、战略的优化，以及帮助企业拓展新市场，都具有显著的作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注重整合技术、战略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资源，以最大程度地释放数字化转型的潜力。何帆和刘红霞（2019）的研究指出，数字化的自动化流程可以减少人工干预，降低错误率，同时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企业能够更有效地管理资源，避免资源浪费，从而降低整体成本。吴非等（2021）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股票流动性，为企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此外，赵宸宇等（2021）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还推动了智能制造的发展，采用先进制造技术提高生产线的产能和灵活性。除此之外还体现在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及降低成本等方面。袁淳等（2021）的研究表明，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从而推动企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企业的专业化水平也随之增强。另外，倪克金和刘修岩（2021）的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在生产制造方面更加灵活和高效。智能化设备和自动化流程减轻了人工劳动的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武常岐等（2022）的研究发现，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化，企业的生产率并非呈线性增长，而是在一定阶段内随着数字化水平的提升而增加，但当达到一定程度后，进一步的数字化可能会带来递减效应。此外，近期研究表明，企业的投资效率也得到了有效提升，降低了出于预防动机的现金持有（吴晓晖等，2023），缓解了企业的财务困境（Cui和Wang，2023），促进了劳动力份额的提升（Lietal.，2023）。

　　部分学者的观点与前述研究相反。Kim（2017）的研究显示，数字技术与企业绩效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正向关系。有学者指出，数字化转型的理想效果是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减少重复劳动，提高组织的运转效率和自动化水平。然而，现实情况是，有部分企业未能获得数字红利（Hajlietal.，2004）。Ekata（2012）在研究尼日利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绩效后也发现了相同的证据，并提出了所谓的“IT悖论”。此外，数字技术赋能的工业机器人可能导致失业增加，因为自动化生产减少了传统劳动力需求。此外，劳动收入分配可能下降，因为自动化使得非技术工人面临就业市场淘汰，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AcemogluandRestrepo，2018）。甚至由于数字化转型的隐性成本急剧增加，因为它需要长期投入和面临不确定性，包括技术更新、员工培训和组织结构调整，这可能导致资金和资源的不断投入而带来的成本上升。（徐梦周和吕铁，2020），短期回报无法覆盖投入成本。此外，由于数字化转型具有超强的技术属性，对企业管理者的要求更加严苛，但企业管理者的能力增长速度可能会滞后于技术迭代速度，数字技术匹配程度会下降，导致企业的经济绩效并未显著增长（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数字化转型不仅增加了数字技术带来的业务复杂性，还要求管理者思考和重组组织的整个业务，这将导致组织变革并产生新的商业模式（Piccininietal.，2015）。同时，会计行业需要警惕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以便技术能够正确有效地应用于企业组织管理（Moll和Yigitbasioglu，2019）。数字经济的兴起加剧了市场竞争。企业要想在新浪潮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才能顺应数字经济的潮流。

　　综合上述文献，积极方面，数字化转型明显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通过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这有助于企业更迅速地满足市场需求，提高了整体竞争力。此外，通过个性化的数字化服务和互动，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客户需求，促进了销售额的增长。数字化渠道也为企业开拓新市场提供了更广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企业能够更灵活地进行研发和创新。然而，数字化转型也伴随一些潜在的消极经济后果。首先，与数字化相关的投资可能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一定的负担。购置和维护数字化技术需要大量资金，对于企业而言可能存在较高的财务压力。其次，数字化转型可能导致部分就业岗位的减少。自动化和智能化使得某些传统岗位面临替代。这可能引发社会对就业问题的关切。总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在实施过程中注意平衡各方面的影响。

　　2.3 财务绩效相关研究

　　2.3.1 财务绩效的衡量方法

　　财务绩效是衡量企业经营状况和效率的重要指标，其衡量方法多种多样，旨在从不同维度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发展潜力。

　　盈利能力指标：

　　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企业利用自有资本创造利润的能力，是股东最关注的指标之一。

　　总资产报酬率（ROA）：反映企业运用全部资产获取利润的能力，衡量企业资产的综合利用效率。

　　销售净利率（NPM）：衡量企业销售收入中净利润所占的比例，反映企业销售活动的盈利水平。

　　每股收益（EPS）：衡量普通股股东每股所获得的收益，是投资者衡量股票价值的重要指标。

　　营运能力指标：

　　总资产周转率（TAT）：衡量企业全部资产的周转速度，反映资产的利用效率。

　　存货周转率（ITR）：衡量企业存货的周转速度，反映存货管理效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ARTR）：衡量企业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反映企业收回债权的速度。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LEV）：衡量企业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反映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CR）：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反映企业短期偿债风险。

　　速动比率（QR）：是流动比率的补充，剔除存货后更严格地衡量短期偿债能力。

　　成长能力指标：

　　营业收入增长率（GR）：衡量企业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反映企业市场扩张能力。

　　净利润增长率（NGR）：衡量企业净利润的增长速度，反映企业盈利增长潜力。

　　总资产增长率（TAGR）：衡量企业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

　　在实际研究中，为了全面评估企业的财务绩效，通常会综合运用上述多项指标。例如，在研究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时，可以选择总资产报酬率（ROA）或净资产收益率（ROE）等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同时辅以其他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或多维度分析，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2.3.2 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素

　　财务绩效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最终体现，其影响因素复杂多样，既包括企业内部因素，也涵盖了外部环境因素。

　　公司治理与财务绩效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股权结构方面，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以及大股东持股比例等都会影响公司的决策效率和资源配置，进而影响财务绩效（Jensen and Meckling, 1976）。例如，适度的股权集中度有助于提高决策效率，而过高的集中度可能导致“一股独大”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从而降低绩效。董事会特征方面，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CEO兼任董事长等都会影响董事会的监督和决策质量。独立董事的增加通常被认为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改善财务绩效（Fama and Jensen, 1983）。高管激励对财务绩效也至关重要，股权激励、薪酬激励等机制可以促使高管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从而提高经营效率和财务绩效（Murphy, 1985）。此外，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等也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能降低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财务绩效。

　　企业自身特征与财务绩效

　　企业自身的特征，如企业规模、成长能力、研发投入、资产结构、现金流状况等，都是影响财务绩效的关键因素。大规模企业通常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可能在成本控制和市场议价能力方面更具优势，但同时也可能面临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高成长性企业往往有更高的营收增长率和利润增长潜力，但同时也可能伴随更高的风险。持续的研发投入是企业创新的源泉，能够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带来长期的财务绩效提升（Griliches, 1986）。合理的资产结构（如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的比例）和健康的现金流状况则反映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抗风险能力，对财务绩效有直接影响。

　　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因素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普遍性影响。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水平、汇率波动等都会影响企业的市场需求、成本结构和融资成本，进而传导至财务绩效。例如，经济繁荣时期，企业通常面临更大的市场需求和更高的利润空间。行业竞争程度和产业政策也对财务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竞争激烈的行业可能导致企业利润空间受挤压，而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如税收优惠、补贴等）则可能为特定行业或企业带来发展机遇，从而提升财务绩效（Porter, 1980）。此外，技术进步、法律法规环境、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也都会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企业的经营策略和财务表现。

　　综合来看，财务绩效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时，需要充分考虑并控制上述各类因素，以更准确地识别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净效应。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3.1 理论基础

　　3.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作为现代金融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影响着市场的有效运作和公司治理的健康发展。在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够充分获取和理解市场信息，不存在信息获取的障碍或差异。Akerlof（1970）的“二手车市场”模型为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奠基之作。该模型中，卖方对于二手车的信息更为详尽，而买方则面临信息匮乏的挑战，导致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性引发了市场的不公平和低效率。具体而言，卖方往往会对品质较高的二手车提出较高的价格要求，而买方由于缺乏充足信息，卖家可能更容易了解车辆的实际状况，而买家难以获取准确的信息。这种情况下，劣质车辆可能通过欺诈手段更容易出售，而品质较好的车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得到公正的市场价值。

　　然而，在现实经济社会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信息的不对称分布和传播途径的局限性，导致了市场参与者之间信息的不均衡性。具体来说，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两权分离现象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公司的管理层由于其职能和地位的特殊性，往往能够获得更为真实和具体的企业信息，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则只能依赖公开披露的信息来了解公司的运营状况。这种信息不对称性导致了管理层可能会从事违背股东利益的行为，如策略性信息披露和权力寻租。黎文靖和卢锐（2007）的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为管理层进行策略性披露信息和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机会。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对信息的识别和甄别能力可能受到限制，从而增加了管理层进行不当行为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性较为严重的情况下，管理层可能更容易利用其信息优势，进行不当行为，并且更能够操纵性地进行信息披露，从而损害了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因此，解决信息不对称性问题成为了保障市场公平和公司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信息不对称理论在金融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数字化转型时代更显重要。首先，数字化转型可能改变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信息分布，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能够更加主动地公开和共享关键信息，使得外部利益相关者能够更迅速、准确地获取到企业运营、财务等方面的信息。这种信息的主动公开有助于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提高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状况的了解程度。其次，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投资者可能对企业的未来表现和风险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数字化转型通过提供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减轻了这种不确定性。除此之外，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信息的更加及时和广泛的传递，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另外，数字化转型可以被视为向市场发送积极信号的方式。最后，数字化转型使得投资者能够更容易获取并理解企业的关键数据。这有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对企业的信任，进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

　　总的来说，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了数据收集、分析和利用的能力，从而减少了内外部信息传递中的不对称性。这种趋势有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降低市场风险。数字化转型的实施，使得企业更加注重信息的完整性和透明度，加强了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能够更准确地披露信息，提高市场参与者的决策效率，从而推动资本市场向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因此，数字化转型过程不仅是技术的更新换代，更是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实践应用。

　　3.1.2 信号传递理论

　　Spence（1973）的信号传递理论最初被应用于聘用关系，说明了在人力资源市场中，公司无法立即了解应聘者的工作能力，而是通过应聘者展现的各种信号来评估和决策。善于展示自己积极一面的应聘者往往更容易被录取，这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信息持有者可以通过传递积极信息来加深信息劣势方的信赖程度。

　　应用在公司层面，通过经营业绩向投资者发送积极信号是常见的做法。企业实现的利润越多，行业定位越靠前，越能够释放出业绩表现好、发展迅速的信号，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赖度。此外，高额的股利发放也是向投资者传递企业资金充足和未来发展前景良好的信号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在融资方面的选择也可以向投资者传递积极信号。若企业优先选择内部留存资金融资，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这种融资安排将传递企业财务状况良好的信号给投资者，增强他们的信心。

　　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企业内部提升效率和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企业向外界传递信息、树立形象的机会。通过强调积极响应国家发展号召、展示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力，企业可以借助市场机制来弥补信息不对称，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这种积极的市场表现不仅可以提高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度，也能够增加投资者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那些表现出积极态度、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表现出的活力和前瞻性通常可以转化为长期的竞争优势，进而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此外，通过积极的市场传播，企业还能够吸引更多的关注，提高品牌知名度，为未来的合作和市场拓展创造更多机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3.1.3 委托代理理论

　　Jensen和Meckling（1986）以及Fama和Jensen（1998）等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企业作为一个合同体系，涉及不同生产要素的合同关系，其中包括企业法人和其他资源拥有者之间的契约。这种内部契约关系导致了企业内部的权力分配和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同时，决策过程被分为决策管理和决策控制两个阶段，这表明了企业内部存在着不同层级和职能的管理结构。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决策者并非总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这引发了代理问题。代理问题涉及到决策者与企业所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冲突，可能导致代理成本的产生，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治理质量。

　　委托代理关系主要涵盖三类情形：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者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代理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委托人在签订契约之前无法准确评估代理人的能力，这导致代理人可能会夸大自己的能力以获取合同。而一旦契约签订完成，委托人只能通过代理人的表现来判断其努力程度，而代理人可能更倾向于追求舒适和安逸，而非尽职尽责。此外，利益目标不一致和契约不完备也是导致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因素。双方的目标往往不一致，进而产生代理问题。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完备契约难以实现，因此委托代理问题时常发生。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委托代理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帮助解释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决策效率等方面的影响。首先，委托代理理论突出了信息不对称对企业治理的挑战，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使公司内外的信息更容易被捕捉和分享。其次，委托代理理论关注企业决策中的代理问题。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高效的决策支持系统，使企业能够更及时地获取和处理信息，从而提高决策的效率。这有助于降低企业因决策不当而引起的风险，进而改善财务绩效。最后，委托代理理论强调了企业治理结构的设计对于解决代理问题的重要性。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治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信息的透明度、决策的迅速性和合理的激励机制。优化的治理结构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信誉，减少代理问题，从而提升财务绩效。总的来说，委托代理理论通过对企业内部代理关系的深入剖析，为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引导研究者深入挖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运作和外部关系的影响机制。

　　3.1.4 企业变革理论

　　企业变革理论是管理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涵盖了组织变革、战略变革、文化变革等多个层面。主要包括：

　　第一，创新理论：创新理论认为企业要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进行创新。这种创新可以是产品、服务、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企业需要通过创新来保持竞争力，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找到新的增长点。

　　第二，系统理论：系统理论关注整个企业作为一个系统的运作。企业要进行变革，需要考虑整个系统的协同性，确保变革的各个方面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力的整体。

　　第三，学习组织理论：学习组织理论强调企业应该具备学习的能力，不断适应新的知识和技能。变革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事务，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过程。企业需要建立一种学习文化，鼓励员工不断学习、创新和改进。

　　第四，文化变革理论：文化在企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文化变革理论认为，企业变革的成功需要从内部文化入手，通过改变员工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模式，实现整体文化的转变。文化变革通常需要有领导层的坚定决心和组织全体成员的积极参与。

　　第五，战略变革理论：战略变革强调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和竞争压力时需要调整战略。这可能包括产品组合的调整、市场定位的重新定义、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等。战略变革需要企业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定位，并灵活调整战略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第六，变革管理理论：变革管理理论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方法来规划、实施和监控变革。它强调沟通、参与、领导力等关键因素，以确保变革的顺利进行。变革管理理论关注如何在组织中引导员工接受变革，并最大化变革的积极效果。

　　总的来说，企业变革理论形成了一个综合而完整的框架，帮助企业理解和应对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在变革过程中不断学习和优化，以确保变革的成功和可持续发展。

　　企业变革理论在数字化转型和财务绩效研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于数字化转型而言，首先，创新理论强调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创新过程，涉及到技术、业务模式和组织结构等多方面的创新。企业需要不断追求新的数字技术，通过创新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进产品和服务，从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其次，数字化转型涉及到多个部门和业务流程的整合。系统理论提供了对整个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全局视角，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和协调各个部分，确保数字化转型的各项改革相互协同，形成有机整体。最后，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具备学习的能力，不断适应新的数字技术和市场变化。学习组织理论强调建立学习文化，推动员工的终身学习，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环境的快速变化。

　　而对于财务绩效而言，首先，文化变革理论强调组织文化对企业的影响。数字化转型可能需要企业从传统的文化中解放出来，培养更加开放、创新的文化，以提升财务绩效。文化的变革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更好地实现。其次，财务绩效受到市场和投资者的评估，而战略变革理论提供了指导企业战略调整的框架。通过合理的战略变革，企业能够提高市场竞争力，降低风险，从而提升财务绩效。最后，从变革管理的角度来看，成功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有效的变革管理。在财务绩效研究中，变革管理理论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规划和执行数字化转型，以确保变革过程能够对财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综合来看，企业变革理论使企业能够更加有力地应对数字化时代的多重挑战。这一理论框架为企业提供了应对变革和适应数字时代要求的战略思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企业变革理论的深入研究为企业的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了启示，使其能够更加精准地制定和执行数字化转型战略。在财务绩效研究中，企业变革理论为企业提供了从组织文化、战略调整到变革管理等多个维度的解决方案，为提升财务绩效提供了实践指南。因此，企业变革理论在数字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企业持续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1.5 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的源起可追溯至1912年，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系统提出。他定义创新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层面，还包括对生产方式、市场机制、供应链和组织结构的变革。熊彼特强调了创新的广泛性和深远影响，认为通过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企业可以实现效益的提高。在熊彼特的理论体系中，他区分了“小创新”和“大创新”，前者指的是对已有产品和方法的改良，而后者则是涉及到全新产品、方法和市场的开发。这一划分体现了创新的程度和范围，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思考框架。尽管这一理论未在凯恩斯革命背景中得到广泛重视，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经济高速增长，技术创新理论逐渐发展形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新古典学派关注市场结构、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强调市场竞争和企业家对创新的作用。代表人物包括曼斯菲尔德、卡曼、施瓦茨。新熊彼特学派在50-60年代被称为“新熊彼特主义”，突出市场竞争和企业家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这一学派认为制度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本身，更包括了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等方面的革新。国家创新系统学派是由弗里曼、纳尔逊等学者提出的理论体系，强调了技术创新的系统性过程，并突显了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孤立行为，而是涉及到更广泛范围的因素和参与者，政府的政策和计划能够推动技术创新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他强调了政府在引导国家技术创新方面的责任。这包括了为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推动产学研用结合等方面的功能。这些学派共同揭示了技术创新理论的多层面视角，从市场机制、企业行为、制度设计到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为理解技术创新的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这些理论不仅有助于解释过去经济增长的现象，还为当前时代科技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技术创新理论在数字化转型和财务绩效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强调了技术的引入和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和市场地位的影响。首先，技术创新理论解释了数字化转型是技术发展的产物，企业通过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信息系统来提高生产力、创新能力、管理效率，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创新方式。其次，技术创新理论关注技术在企业价值链中的应用。除此之外，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的技术创新可以提升企业的市场认可度。另外，技术创新理论强调数字技术在信息传递和共享方面的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企业信息的透明度，使得投资者更容易获取和理解企业的运营状况。最后，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数字化转型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可以通过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来吸引投资者，从而提升财务绩效。综上所述，针对数字化转型这一当下的热点话题，它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数据和技术基础。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还可以改善企业内部的创新环境，促进创新投入和未来的创新产出。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数字技术的简单应用，更是将数据与人、资、地等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结合，形成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从而推动企业的创新发展。

　　3.2 研究假说

　　3.2.1 数字化转型、信息不对称与财务绩效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来提升财务绩效。首先，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信息获取和加工的效率来减轻信息不对称。传统上，企业与市场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主体无法准确了解企业的真实状况，从而产生估计风险。而通过数字技术企业能够更准确地获取、加工和传递信息，使市场主体能够更清晰地了解企业的运营状况和前景，降低投资风险（张修平等，2020），从而提升市场对企业的估值和投资意愿，进而改善财务绩效。其次，信息披露质量是投资者评估企业价值和风险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数字化技术，企业能够实现更加透明和及时的信息披露，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公司能够建立更加透明和可信赖的形象，使投资者更有信心投资于该公司，进而降低了投资者对获得高回报的要求，有助于提高公司估值和融资效率（Coles等，1995），从而改善财务绩效。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企业与市场主体之间信息的共享和交流。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企业能够与供应商、客户和投资者等市场主体进行更高效的沟通和协作，减少信息传递和沟通的障碍，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盛思思和徐展，2022），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优的融资条件，改善财务绩效。

　　数字化转型显著影响信息披露效率，对信息的多个方面产生积极的变化，包括信息含量的增加、信息可靠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及时性的加强。首先，数字化转型在信息含量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极大地丰富了信息的获取量和披露量，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全面的数据支持（陈岩等，2020）。其次，在信息可靠度方面，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数据存储和计算能力的提升。每一项信息都能够被实时记录并相互印证，使得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了显著提升。这意味着违规操作和虚假披露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投资者能够更加信任企业所提供的信息。最后，在信息及时性方面，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内部数据与外部数据、内部数据与内部数据之间能够实时联动。这意味着企业能够更快速地向投资者传达企业当下的状况，使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汪炜等，2004）。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更高效地整理和处理海量的信息。这使得企业能够更及时地向投资者披露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未来计划等关键信息，提升了信息的透明度。这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提高了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度。投资者更容易做出基于充分信息的决策，无需依赖提高投资回报率来弥补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有助于形成更稳定和合理的市场，从而提升企业估值和财务绩效。另外，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还有助于提高股票的流动性，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得投资者更愿意选择投资该企业。这一系列的效应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长期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a：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财务绩效。

　　3.2.2 数字化转型、经营风险与财务绩效

　　数字化转型在当今商业环境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特别是在客户关系、供应链、产品研发和营销等方面的改革，为企业创造了更为健康和可持续的经营环境。阮平南与王塑源（1999）的研究指出，数字化转型提升了客户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体验。通过数字化渠道，企业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客户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这有助于提高客户忠诚度，减少市场风险，同时提高品牌认知度。客户与企业之间的更紧密联系有助于建立稳健的商业关系，降低了由于市场波动而引起的风险。这种快速的联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合作，减少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戚聿东与肖旭，2020），从而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财务绩效。其次，在产品方面，数字化转型则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客户需求的精准模型，使企业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创新与开发。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孪生技术为产品研发提供了高度仿真的工具，使企业能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多方案测试，降低了产品设计的试错成本。此外，数字化转型也促使企业不断优化产品性能与体验，提升客户满意度。在营销方面，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能够精确分析每个用户的喜好，这种个性化的营销策略不仅提高了用户满意度，还降低了销售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对于提高营收稳定性至关重要。当企业在市场上能够更为稳健地运营时，其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会增强。因此，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直接有助于提升财务绩效。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创造了更有利的经营环境，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b：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来提升财务绩效。

　　3.2.3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财务绩效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创新水平，推动了产业升级和内部创新活动，对提升财务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赋予企业更强的创新能力，改变了创新的方式和机制，对于改善财务绩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意味着技术的更新，更是企业转型的主要动力。首先，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客户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这种需求变化促使企业加大了对研发的投入，致力于提供更具竞争力和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这种投入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能够为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周铭山等，2017），最终提升财务绩效。其次，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信息处理效率、应用先进技术、优化生产流程、实现个性化产品开发以及提高员工技能水平等方面，对实体经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这有助于企业更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推动产业创新（何帆和刘红霞，2019）。举例来说，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企业可以更快速地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为创新提供更精准、及时的信息支持，提高了内部的创新潜力。此外，数字化转型还促使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了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安同良和闻锐，2022）。这些内部创新活动和管理效率的提升不仅可以提升市场竞争地位，还能够优化生产流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提升财务绩效。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创新水平，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和内部创新活动，对提升财务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合上述文献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创新水平、推动产业升级、改变创新方式和机制以及提升市场竞争力四个方面对提升财务绩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对于促进内部创新，数字化转型引入先进的技术和工具，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内部创新。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可以改变传统的业务模式，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其次，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种产业升级为企业创造了更有利的经营环境，增强了市场地位。第三，对于改变创新方式和机制，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的创新方式和创新机制。传统的创新可能更为注重产品研发，而数字化转型则强调数字技术在业务运营和管理中的应用。这种改变使得企业能够更灵活地应对市场需求，更迅速地推出创新产品和服务，提高了市场反应速度，从而提升财务绩效。最后，数字化转型使企业更具竞争力，提升的市场竞争力引起了市场对企业的认可，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于有竞争力的企业，从而提升财务绩效。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财务绩效。

　　假设H2a：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财务绩效。

　　假设H2b：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来提升财务绩效。

　　假设H2c：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提升财务绩效。

　　第4章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的是2012年至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并进行了如下筛选：首先，考虑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因此在研究中将其排除可以确保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更能适应一般性的企业特征；其次，ST和PT公司通常存在财务异常，可能受到市场关注度的影响。为确保研究的财务数据准确度和可靠性，故将这些公司排除在外；然后，上市当年的公司可能面临业务启动和财务状况不稳定等情况，剔除这些样本可以使得研究结果更为稳健和具有比较性；最后，剔除了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通过这些合理的样本筛选步骤，本研究确保了所使用的10354个有效公司-年度观测样本的质量和代表性。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干扰，还对所有本研究使用的连续变量进行了双边1%的缩尾处理。以上所有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

　　4.2 变量定义与回归模型

　　4.2.1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财务绩效（ROA）

　　财务绩效的衡量方法多种多样，本文选取总资产报酬率（ROA）作为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核心指标。ROA能够综合反映企业利用全部资产创造利润的能力，是衡量企业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其计算方法为：净利润除以总资产平均余额。

　　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还将考虑使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或销售净利率（NPM）等指标作为替代变量。

　　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DCG）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而关键的过程，对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其衡量涉及多个层面，包括技术、组织、文化等方面。目前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量化包括虚拟变量、无形资产比例、问卷调查以及文本分析等。本文聚焦于最近较为热门的一种研究方法，即通过对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关注其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词语的词频，来衡量数字化转型的程度。相对于过去主要使用虚拟变量的衡量方式，这种文本分析的方法被认为更具优势，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更为细致入微的度量手段，更能够客观地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能充分反映数字化转型的多层次和多维度特征。

　　以往的研究中，虚拟变量的度量方式通常是基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和设定，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因为它是一种二元分类。祁怀锦（2020）采用数字化转型资本支出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但这种方法可能使度量结果失去一些全面性和准确性。数字化转型往往不仅仅涉及到软硬件的采购、运营和维护等多个方面的费用。因此，忽略了这些方面的支出，从而影响对数字化转型全面成本和效益的评估。此外，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刘政等，2020），然而，这种方式可能受到被调查企业主观回答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文本分析和词频统计的方法能够捕捉到年报中涉及数字化转型的详细信息。相较于传统的量化指标，如虚拟变量或金融指标，文本分析更具灵活性。通过关注特定的词汇，研究者能够深入挖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质，为深度分析提供了更为细致入微的信息，提高了度量的客观性和细致性（吴非等，2021；赵宸宇等，2021；袁淳等，2021）。他们认为，这是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更为灵活、全面的评估手段。通过深度挖掘年报中的语言信息，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状况，为未来的研究和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度量手段。

　　在具体的实施步骤中，本文运用了“jieba”分词工具对上市公司年报txt文本进行了分析和词频统计。随后，通过对各个数字化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综合加总，计算出数字化总词频。最后将数字化总词频除以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文本）语段长度，以计算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数。这一指数反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管理层讨论中的相对强度，同时通过标准化处理，使其更易于观测和比较。最终，将数字化转型指数乘以100以便观测。

　　控制变量

　　为了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本文对公司层面和管理层层面的多个变量进行了仔细控制。具体而言，企业规模（Size）被视为代表企业发展底蕴的重要变量。资产负债率（Lev）用以评估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和资本结构。现金流比率（Cashflow）用以揭示企业现金流对正常生产经营的覆盖情况。独立董事比例（Indep）和董事人数（Board）反映了企业决策权的配置情况。两权分离（Seperate）衡量了公司治理中的代理问题。员工人数（Employee）和投资水平（Invest）则反映了企业的人力资源和投资支出水平。为保证控制变量的全面性，我们还考虑了行业和年份等其他因素。这样的控制变量设置旨在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度。

　　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下表所示：

　

　　4.2.2 回归模型

　　本文构建以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所采用的基准回归模型包含以下几个关键变量：ROA代表企业在年份t的财务绩效，DCG则是用于度量企业在年份t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指数。Controls则包括一系列控制变量，Industry和Year分别表示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ϵ

　　it

　　表示模型的误差项。本研究的主要焦点在于对DCG的估计系数 β

　　1

　　进行深入分析。从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若DCG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将意味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

　　第5章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已整理并列于描述性统计表中。关注主要的回归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DCG）的平均值为0.029，其最大值达到0.374，而最小值为0。这表明，在样本公司中，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一些企业可能在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软件开发、培训等方面更加积极和先进，而其他企业可能仍处于初步阶段。相对而言，财务绩效（ROA）的平均值为5.8%，最大值为22.6%，最小值为-6.3%。这说明，由于行业差异、竞争格局、企业规模、财务状况、市场情绪、预期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各企业在财务绩效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公司规模（Size）至投资水平（Invest）的均值和标准差都表明控制变量组在样本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可能会对样本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一定影响。

　　（此处省略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表格）

　　5.2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选择采用递进式进行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如基准回归分析表所示。首先，在未纳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即未考虑“年份-行业”和“年份-个体”效应的回归（列1），所得回归系数为0.058。进一步，在固定“年份-行业”效应的控制下（列2），回归系数为0.020。这两种回归方式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其次，在引入控制变量组的情况下，列3至列5分别对未控制行业年份、控制“年份-行业”、控制“年份-个体”，回归结果都表明了数字化转型（DCG）对财务绩效（ROA）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应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46、0.021、0.019，且都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随着控制变量的引入，数字化转型的系数逐渐减小，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遗漏变量带来的扰动，这从侧面证明，数字化转型对提升财务绩效的核心结论更具可信度。至此，研究假说1得以佐证。

　　5.3 稳健性检验

　　5.3.1 替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企业财务绩效的衡量测度多样性，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和销售净利率（NPM）两种模型替代财务绩效的度量。相应的结果列于替换因变量的回归结果表中。在控制系列变量以及“行业-年份效应”后，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DCG）对财务绩效（ROE和NP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6和0.041，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5.3.2 替换数字化转型测度指标

　　本文进一步引入了两种替代性测度指标以进行稳健性检验。这一做法旨在规避潜在的信息遗漏和测度误差，提高研究的可信度：第一，MD&A虽然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但其受到了法规和规范的限制，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方面面。因此，通过将整个年报纳入分析范围，研究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战略规划、具体实施和未来展望。这种方法不仅考虑了MD&A部分，还包括了其他可能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努力的信息；第二，关注了MD&A长度中可能存在的无关符号对数字化转型指标的影响。为了排除这种可能的误差，引入了数字化词频与MD&A中英文长度之比的指标。通过这一比率，能够更精准地反映数字化信息在MD&A部分的占比，从而更准确地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上述回归结果列于替换企业数字化转型衡量方式的回归结果表中，在控制系列变量以及“行业-年份效应”后，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替代指标（年报总词频、词频比/MD&A中英文长度）对财务绩效（ROA）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7和0.015，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5.3.3 倾向得分匹配法

　　考虑到减小选择偏差、增强因果推断的可信度，以及提高研究的内部有效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检验。以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0-1虚拟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以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两权分离（Seperate）、员工人数（Employee）、投资水平（Invest）等作为特征变量，通过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等方法，将数字化转型组的观察单位与非数字化转型组进行匹配，使两组之间的观察特征尽可能相似。回归结果如PSM倾向得分匹配法回归结果表所示，匹配后的回归估计检验结果依旧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基准假设。

　　5.3.4 工具变量法

　　本文利用构造工具变量来缓解潜在内生性的干扰。

　　首先，借鉴赵涛等（2020）的研究，本文运用了1984年各城市的邮电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以追溯互联网技术最初的演进节点。各城市的邮电历史信息，包括通信设施建设、邮政服务发展、电话和互联网普及率等方面。这一研究选择的背后，是对企业所在地区地区的历史通信技术水平直接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若一个地区在过去投资并发展了先进的通信基础设施，如光纤网络、高速宽带等，将有助于推动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的更广泛应用。通过构建交互项，将上一年度全国互联网用户人数（Internet）与城市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Tel1984）相结合，形成一个面板工具变量。这一设计旨在全面挖掘历史背景对数字化转型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为后续分析提供更为精准的控制。

　　其次，引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工具变量，旨在深度研究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潜在影响。该政策于2013年8月首次发布，选定了120个城市作为示范点，并规划为为期三年的试行期。鉴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良好网络基础设施的紧迫需求，该政策在试点城市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入选试点城市名单取决于政府层面的决策和规划，而不是由企业内部控制的因素所左右。这种外生性质使得政策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