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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2)主要解释变量:内部控制质量(ICQ)
论文使用厦门大学内部控制指数课题组编制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ICQ。该指标考虑了COSO框架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文件,对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监督等要素进行量化。由于指数越高表示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因此可直接将其用于回归分析。
(3)中介变量
1. 信息不对称(IA):采用“股票年换手率”来度量(年换手率=年度股本交易量 / 年度平均流通股数)。作者认为,换手率越高,说明市场信息较为透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反之亦然。
2. 代理成本(AG):借鉴相关文献,使用“经营费用率(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营业收入”来衡量代理成本。作者指出该指标有其局限性,但在操作层面可行。
(4)控制变量
银行层面:股权集中度(OC)、银行信贷规模(Credit,取对数)、资本充足率(Cap)、流动性(Liq=存款/贷款)、盈利能力(ROA)等。
宏观层面:房地产景气指数(HP)、经济增长率(ΔGdp)、货币政策(Inter)等。
4.3 模型设定
作者先构建了一个基准模型(记为1):
“Risk = α + β1 × ICQ + Σδj × Control + ε”
若β1<0且显著,则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银行信贷风险越低。
接着又提出动态面板模型(记为2):
“Risk_t = α + α1 × Risk_(t-1) + β1 × ICQ + Σδj × Control + ε”
用系统GMM或差分GMM估计,以处理潜在的内生性和风险惯性问题。
最后,在中介效应检验时,会将IA或AG纳入回归,检验其是否在“ICQ→Risk”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4.4 描述性统计
作者列示了各变量均值、中位数、最大值、最小值。结果显示,不良贷款率平均在1.155%左右(最高可达5.62%),内部控制指数均值约为65.01(标准差9.07,说明内控质量差异较大),IA和AG也呈现一定离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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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实证结果与分析
这是论文展开回归分析、检验假设的关键章节。作者将结果分门别类地展示,并对各系数进行解读。
5.1 基准回归:内部控制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
作者首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风险(Risk)和内部控制(ICQ)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控制其他变量。若干回归结果表明,ICQ系数皆为负且在1%或5%水平上显著;表明高质量内部控制确实显著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由此,假设H1得到验证。
作者还观察到,银行规模(Credit)与风险呈负相关,意味着规模大银行风险倾向低;ROA也呈负相关,说明盈利能力强的银行不一定激进放贷。
5.2 系统重要性银行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之比较
考虑到大型银行在金融系统中地位特殊,作者将样本分为系统重要性银行(sys=1)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sys=0),并在回归中加入 ICQ×sys 交互项。发现:
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ICQ系数显著为负,但绝对值较小;
对系统重要性银行,ICQ与sys的交互项系数也为负且数值更大;
这意味着在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内部控制对信贷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原因可能在于,大银行所面对的外部和内部压力都较大,一旦出现风险往往具有更强的负面外溢效应,监管层和银行内部都会更加重视内控建设,因而内控约束力更强。
5.3 信息不对称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
论文的另一大看点是检验假设H2与H3:即信息不对称(IA)与代理成本(AG)是否在“ICQ→Risk”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作者采用常见的中介效应检验三步走:1)ICQ对Risk显著;2)ICQ对IA或AG显著;3)在包含ICQ与IA/AG的回归中,若IA/AG显著、ICQ系数显著减弱,则存在部分或完全中介。
回归结果显示:
1. 信息不对称(IA)路径
回归中,ICQ对IA的系数不显著,或者在包含IA后对Risk的解释并未达到预期显著性,表明信息不对称并未在此框架下扮演有效中介的角色。论文推断这可能与样本量偏小或度量信息不对称的方式存在一定局限有关,亦或许“银行放贷中的信息收集更多依赖贷前调查和抵押担保,而非资本市场对其股票的交易信息”,故年换手率无法充分体现银企信息不对称程度。
2. 代理成本(AG)路径
当把AG纳入模型时,ICQ对AG显著为负(或者说AG与Risk显著正相关),且ICQ对Risk的系数在加入AG后仍显著但系数变小,说明代理成本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简言之,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管理层或信贷员的自利行为,降低内部代理冲突,进而减少不良贷款率上升的风险。
因此,假设H2不成立,H3成立。
5.4 稳健性检验
作者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做了多项额外检验:
1. 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
将Risk_t-1纳入回归后,仍得到ICQ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结论基本稳固。
2. 内部控制质量的其他度量方式
考察“是否有内控缺陷”之虚拟变量,若存在缺陷则取1,无缺陷取0;结果发现,存在内控缺陷的银行往往不良贷款率更高;
考察“内部控制缺陷条数”,结果类似。
3. 其他分组方式
若将ICQ按中位数分高低组并设置虚拟变量,与原结论方向一致,呈现高内控质量组风险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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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启示
论文最后部分浓缩了实证发现,并结合我国金融监管实践提出政策建议:
1. 高质量内部控制确实显著抑制银行信贷风险
这与此前国外文献中关于“内控能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结论相呼应,且对我国A股上市银行也适用。尤其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这种“内控降风险”的作用更显著。
2. 代理成本是主要的中介机制
银行内部的代理冲突更突出,如信贷员或高管的自利行为,一旦内控不足,会显著推高坏账风险。作者认为,这意味着加强内部控制时要注重“制衡与监督”,通过授权审批、不相容岗位分离、内部审计等方式抑制道德风险。
3. 信息不对称的中介效应并未得到实证支持
有关“IA”的不显著可能与度量方式或样本特征有关,也提醒我们在研究银行内控与风险的实证时,要更贴近银行实际经营数据,而非仅从股票市场视角切入。
4. 内外部监管需形成合力
论文强调,光靠外部手段(如宏观审慎管理、货币政策等)无法完全抑制信贷风险,需要银行自身内部控制体系与外部监管共同构建稳健的风险防线。
5. 对中小银行的启示
虽然文中并未深入区分其他类型中小银行,但结果显示系统重要性银行内控效果更佳,也暗示中小银行在内控方面仍存短板,需要外部监管力量的推动和自身的改革意愿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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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论文图表、内容结构与研究价值的进一步点评
为完成“深度分析”要求,我们在此基础上对论文的图表(特别是“图1”和若干回归表)、各部分逻辑严谨度与可提升空间进行评价。
3.1 研究框架的图示与逻辑关系
论文中“图1”展示了核心逻辑:内部控制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抑制代理冲突,进而减少银行信贷风险。该图虽简单,但能清晰点明文中三大假设(H1、H2、H3)的提出思路,也把“信贷风险的诱因与内控机制的对应关系”表达出来。图示结构大致如下(仅文字描述):
内部控制 -> 信息不对称 ->
代理冲突 -> 银行信贷风险
其中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并行出现,二者都可能导致信贷风险上升,也都可被内部控制作用所缓解。
3.2 实证表格
1. 表1 变量定义
详列了Risk、ICQ、IA、AG及控制变量,对读者理解后续回归大有帮助。
2. 表2 描述性统计
呈现样本的均值、标准差、最大最小值。重点凸显了ICQ均值65.01、标准差9.07,说明各银行在内部控制上确实存在不小差异。
3. 表3、表4、表5等回归结果
表3:固定效应模型逐步纳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用来验证“H1:ICQ系数为负且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