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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三国演义》对三国戏的源头性影响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集大成的历史演义小说，并非凭空而生，它是在吸收了之前史料记载和民间说书艺术的基础上，进行高度凝练和艺术加工的产物。而它一旦成型，便以其规范化、系统化的叙事，成为后世三国戏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2.1史料基础与民间传说：三国故事的滥觞
三国故事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其滥觞可以追溯到两个主要源头：官方史料的记载和民间口头文学的传播。
2.1.1《三国志》与正史的奠基作用
三国历史的官方记载，以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为核心。这部纪传体史书，以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历史事实为基础，详细记录了从汉末到三国归晋近百年间的政治、军事、人物等史实。尽管《三国志》以其严谨的史学态度而著称，但其叙事相对简略，重史实而轻细节，重人物事迹而轻人物性格的刻画，更不包含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传奇色彩。
然而，《三国志》及其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为后世三国故事的演义和戏曲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骨架和人物原型。正是有了这些正史的记载，三国故事才有了真实的历史依据，也使得后来的演义和戏曲创作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和艺术加工，从而避免了完全的虚无缥缈，增强了故事的厚重感和可信度。可以说，正史是三国故事得以流传和演义的“第一手资料”，奠定了其历史叙事的基石。
2.1.2民间说书与传奇故事的孕育
与官方正史的严肃性不同，三国故事在民间则以说书、讲史的形式广泛流传，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加工、丰富和演义化。从唐代的“变文”到宋元的“平话”，三国故事逐渐脱离了纯粹的史实记载，融入了大量的民间想象、传奇色彩和道德评判。
说书艺人在讲述三国故事时，为了吸引听众，往往会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夸大英雄的武艺和智谋，渲染战争的激烈场面，并加入符合民众审美和道德观念的情节。例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喝断当阳桥”、“诸葛亮借东风”等脍炙人口的情节，许多都是在民间说书过程中逐渐丰富和定型的。这些民间传说和说书故事，以其通俗性、娱乐性和强烈的传奇色彩，极大地拓展了三国故事的传播广度和深度，也为后来的《三国演义》和三国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生动的艺术原型。可以说，民间说书是三国故事得以“活化”和“演义化”的重要途径，是《三国演义》和三国戏的“第二手资料”，为它们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2.2《三国演义》的集大成与规范化
在史料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以其集大成的特点，对三国故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规范化和艺术化处理，使其成为后世三国戏创作的直接蓝本。
2.2.1罗贯中对三国故事的整理与加工
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并非简单地照搬史料或民间传说，而是进行了大量的整理、筛选、剪裁和艺术加工。他以《三国志》为骨架，以“拥刘反曹”的倾向为基本立场，对散落在民间的说书故事、传奇轶事进行了系统的整合。他将那些芜杂的、零散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故事，通过统一的叙事视角和连贯的情节线索，编织成一部宏大而完整的历史长卷。
这种整理加工，使得三国故事第一次拥有了清晰的脉络、完整的人物关系和统一的思想倾向。罗贯中对史实有所取舍，对虚构有所增删，使得作品既有历史的真实感，又具有强烈的文学感染力。他的创作，将三国故事从口头文学的散漫状态提升到了成熟的案头文学的高度，为后世的戏曲改编提供了现成的、规范化的文本。
2.2.2小说情节、人物和主题的系统构建
《三国演义》的出现，使得三国故事在情节、人物和主题上都得到了系统而完整的构建。
在情节上，小说以“兴汉室”为主线，围绕着魏、蜀、吴三国的兴衰演变，将数百年的历史事件串联成一个有机整体。从“桃园结义”到“三分天下”，再到“三国归晋”，小说情节跌宕起伏，高潮迭起，如“赤壁之战”、“官渡之战”、“夷陵之战”等大型战争场面，以及“空城计”、“草船借箭”、“三气周瑜”等智谋较量，都构成了极具戏剧性的冲突和张力，为戏曲改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人物上，罗贯中成功塑造了近千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通过对比、衬托、细节描写等手法，使得刘备的仁德、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猛、诸葛亮的智谋、曹操的奸雄、周瑜的嫉妒等特点深入人心。这些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个性突出，为戏曲的脸谱化和程式化表演提供了生动的原型。
在主题上，小说弘扬了“忠义仁勇”等儒家传统美德，批判了“奸诈权谋”等负面品质，并渗透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观。这些主题思想，为戏曲的道德教化功能提供了明确的导向。
《三国演义》对情节、人物和主题的系统构建，使得三国故事拥有了稳定的文本形态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这对于后世戏曲的改编而言，无疑是最为宝贵的资源。戏曲可以直接从小说中汲取故事蓝本，而无需再从零散的史料或民间传说中进行耗时耗力的整理。
2.3小说如何为戏曲提供素材与原型
《三国演义》的问世，直接为三国戏的繁荣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宝库和人物原型，成为三国戏创作的直接源头。
2.3.1丰富的故事情节与戏剧冲突
《三国演义》中丰富的故事情节是三国戏最直接的素材来源。小说中记载了大量的军事斗争、政治谋略、外交斡旋、个人恩怨等，这些都天然地蕴含着强烈的戏剧冲突。例如：
军事冲突：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大型战役，其宏大的场面、激烈的对抗、双方智谋的较量，都为戏曲的武戏和文武兼备的剧目提供了基础。戏曲可以从中截取局部，如《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等，放大其戏剧张力。
智谋冲突：如“空城计”、“草船借箭”、“三气周瑜”等，这些情节以智取胜，悬念迭起，非常适合戏曲通过唱念做打来展现人物的智慧和心理活动。
情感与道德冲突：如“桃园结义”的兄弟情义、“过五关斩六将”的忠义两难、“千里走单骑”的坚贞不渝，这些情节蕴含着深刻的伦理道德内涵，能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戏曲创作者可以直接从《三国演义》中截取某个独立成篇的情节，或将多个相关联的情节进行组合，改编成独立的剧目。小说的情节完整性和戏剧性，使得戏曲在改编时能够事半功倍。
2.3.2鲜明的人物形象与性格特征
《三国演义》塑造的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独特的性格特征，为三国戏的脸谱化和程式化表演提供了直接的人物原型。小说中的人物，如：
刘备：仁厚宽和，礼贤下士，但有时也略显优柔寡断。
关羽：忠义勇武，高傲自负，有“武圣”之称。
张飞：粗犷豪爽，嫉恶如仇，但有时也鲁莽冲动。
诸葛亮：足智多谋，运筹帷幄，近乎妖化。
曹操：奸诈多疑，雄才大略，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周瑜：英俊儒雅，才华横溢，但心胸狭窄，嫉妒诸葛亮。
这些人物的典型性格，使得戏曲在塑造人物时，可以直接将其特征放大、提炼，形成具有视觉辨识度的脸谱和具有表演辨识度的程式。例如，关羽的红脸、长髯，张飞的黑脸、豹头环眼，曹操的白脸，诸葛亮的羽扇纶巾，都直接来源于小说对人物的描写，并在戏曲舞台上得到了固化和强化。戏曲演员通过特定的唱腔、身段、眼神，就能让观众迅速识别出人物身份和性格，这极大地便利了戏曲的传播和观众的理解。
2.3.3深入人心的忠义思想与英雄情结
《三国演义》所弘扬的忠义思想和英雄情结，是其对三国戏最深层次的影响。小说以“拥刘反曹”为基调，将刘备集团的“仁义”与曹操集团的“奸诈”进行对比，突出表现了忠君、义气、仁爱、勇武等传统美德。
这些深入人心的思想观念，直接成为三国戏的主题内核和道德教化功能的基础。戏曲通过舞台表演，将小说中的忠义故事具象化，如《斩蔡阳》中关羽的忠义两全、《华容道》中关羽的义释曹操，都反复强调了“义”的重要性。戏曲舞台上的英雄人物，如关羽的忠勇、诸葛亮的智谋，成为观众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这种对忠义思想和英雄情结的共同塑造，使得《三国演义》和三国戏在中华文化传承中发挥了协同作用，共同构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
第三章三国戏对《三国演义》的反向阐释与普及
尽管《三国演义》为三国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戏曲并非小说的简单复刻。相反，三国戏以其独特的舞台特性，对小说内容进行了选择、提炼、加工和再创作，并在普及三国文化、反向阐释小说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1戏曲的舞台特性与改编需求
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有限的舞台时空，决定了它在改编《三国演义》时必须进行有选择的、有侧重的再创作。
3.1.1唱、念、做、打的综合艺术形式
戏曲融合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等多种艺术手段，是一种高度程式化和综合性的舞台艺术。这种特性使得戏曲在表现故事情节和人物情感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也对其改编提出了特殊要求。
唱：戏曲通过唱腔来抒发人物情感、推动情节发展。因此，在改编时，需要将小说中的叙述性文字转化为富有韵律和情感的唱词，并配合板式、曲调，以增强感染力。
念：念白是戏曲中人物对话和独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字正腔圆，富有节奏感和表现力。
做：戏曲的表演是程式化的，通过特定的身段、手势、眼神来表现人物的心理和行为。这要求改编者在理解小说人物性格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舞台上可表演的程式。
打：武打是三国戏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表现战争场面和英雄武艺时。戏曲通过精妙的武打设计，将小说中宏大的战争描写浓缩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内，以高度写意和程式化的方式呈现。
这种综合艺术形式要求改编者在选择情节时，必须考虑其是否适合通过唱、念、做、打来表现，能否在舞台上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和视觉冲击力。
3.1.2舞台时空与观众接受度的考量
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有限的时空性。一部戏的时长通常有限，舞台空间也相对固定。而《三国演义》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时间跨度近百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场景转换频繁。因此，戏曲在改编时必须对小说内容进行高度凝练和取舍。
情节的精炼：戏曲通常会选择小说中最具代表性、最富戏剧冲突的“折子戏”进行改编，如“空城计”、“华容道”等。这些情节往往是小说中的高潮部分，能够独立成篇，并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整呈现一个故事段落。
场景的浓缩：戏曲通过“一桌二椅”等写意性的舞台布景，以及演员的表演程式，来暗示不同的场景，而非真实还原。这要求改编者在处理场景转换时，要注重其舞台可行性。
观众的接受度：戏曲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其受众涵盖社会各阶层。因此，在改编时，戏曲会更加注重通俗性、娱乐性和道德教化功能，使得故事易于理解，人物形象鲜明，主题思想明确。这使得戏曲在一定程度上对小说进行了“通俗化”的加工，以适应更广泛的观众群体。
3.2三国戏对小说内容的取舍与加工
三国戏在改编《三国演义》时，并非简单的照搬，而是根据自身艺术特点和传播需求，对小说内容进行了有意识的取舍、提炼、加工和再创作。
3.2.1经典情节的提炼与放大（如“空城计”、“华容道”）
戏曲在改编《三国演义》时，往往会提炼小说中最具代表性、最富戏剧张力的经典情节，并将其在舞台上进行放大和强化。
“空城计”：在小说中，“空城计”是诸葛亮智谋的集中体现。在戏曲舞台上，这一情节被进一步放大，通过诸葛亮在城楼上泰然自若的唱段、从容不迫的表演，以及司马懿的疑虑重重、最终退兵，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推向极致。戏曲通过唱腔和身段，将小说中诸葛亮的心理活动外化，使其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华容道”：小说中关羽义释曹操的情节，在戏曲中被赋予了更强的忠义两难的道德冲突。戏曲通过关羽的内心独白和激烈的唱段，展现他面对曹操的求饶，如何在“义”与“忠”之间进行艰难抉择，最终实践了“义”的承诺。这种放大，使得情节的道德内涵更加突出，也更具舞台感染力。
这些被提炼和放大的情节，往往成为戏曲舞台上的经典“折子戏”，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小说本身，成为大众对三国故事最直观的记忆。
3.2.2人物形象的脸谱化与程式化（如关羽、曹操）
戏曲在人物塑造上，对小说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类型化处理，形成了独特的脸谱化和程式化特点。
关羽：在小说中，关羽的形象已经非常鲜明。在戏曲中，他的形象被进一步脸谱化为红脸、丹凤眼、卧蚕眉、长髯，这些视觉符号直接象征着他的忠义、勇武。他的表演程式也固定为“关公出场”、“捋髯”等，使得观众一眼就能认出他是关羽，并理解其性格。
曹操：小说中的曹操是“奸雄”的代表，既有雄才大略，又奸诈多疑。在戏曲中，曹操的形象则被脸谱化为白脸，象征其奸诈、阴险。他的唱腔和身段也多表现其多疑、狡诈的一面。这种脸谱化，虽然简化了人物的复杂性，却极大地增强了舞台的辨识度和表现力。
这种脸谱化和程式化，使得戏曲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易于辨识和传播。它将小说中人物的核心性格特征进行提炼和固化，使其在舞台上更具冲击力，也更符合戏曲的审美习惯。
3.2.3增添戏曲特有的情节与唱段
除了对小说情节的取舍和人物的加工外，三国戏在改编过程中，还会增添一些小说中没有的、但符合戏曲舞台表现和观众审美习惯的情节或唱段。
例如，在一些三国戏中，可能会加入一些武打场面，以展示演员的武功技巧；或者增加一些抒情性唱段，以深化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情感表达。这些增添的内容，往往是为了增强戏曲的观赏性、娱乐性和艺术感染力，使其更符合戏曲作为综合艺术的特点。
这些改编和增添，虽然可能与小说原著有所出入，但它们使得三国戏在艺术上更具独立性，也更符合戏曲的传播规律。正是通过这种“再创造”，三国戏将《三国演义》的故事活化于舞台之上，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三国故事进行了反向的阐释和普及。
3.3戏曲的普及功能与文化传播
三国戏作为一种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在历史上发挥了《三国演义》最重要的普及功能和文化传播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小说的直接影响。
3.3.1口耳相传的民间影响力
在古代社会，识字率普遍不高，印刷品传播受限。而戏曲则以其口耳相传、现场表演的特点，成为三国故事最重要的民间传播媒介。无论是乡村的庙会，还是城市的茶馆酒肆，三国戏的演出都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