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浏览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获取外部资源，因此其行为会受到对外部资源提供者依赖程度的影响。在环境方面，企业获取信贷、政府补贴、客户订单以及高素质人才等资源时，可能会受到其环境表现的影响。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获得外部资源的青睐，降低资源获取成本，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因为资源提供者更愿意与具有良好环境声誉的企业合作。
2.3.5 组织合法性理论（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Theory）
组织合法性理论认为，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获得其所处社会环境的认可和支持，即获得“合法性”。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企业若要获得社会合法性，必须证明其环境行为与社会价值观、规范和期望相符。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争取和维持社会合法性的重要手段，通过披露，企业向社会展示其积极履行环境责任，从而获得公众、政府和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可，避免因环境问题而失去社会信任和经营许可。
3. 企业环境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3.1 国际现状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意识和实践均有所提升，但仍存在区域差异和行业特点。首先，法规与标准日益完善是显著趋势，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率先出台了强制性或半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法规，例如欧盟的非财务报告指令（NFRD），要求大型上市公司披露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国际层面，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CFD）等组织发布了各类报告指南和标准，为企业提供了统一的披露框架。其次，披露范围与深度不断拓展，早期披露多集中于污染物排放等末端治理信息，如今已逐步拓展至供应链环境管理、气候变化风险与机遇、生态系统服务等更深层次内容，披露形式也从简单的文字描述向量化指标、第三方鉴证报告等多元化发展。再者，ESG投资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负责任投资（Responsible Investment）和ESG投资的蓬勃发展，促使投资者将环境因素纳入投资决策考量。为了吸引ESG资金，企业有更强的动力披露高质量的环境信息，国际领先的企业，如微软、苹果、雀巢等，普遍发布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详细披露其环境绩效和目标。最后，行业差异显著，采掘业、石化业、电力等高环境风险行业，其环境信息披露的紧迫性和强制性更强，披露水平相对较高；而服务业、金融业等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行业，披露的广度和深度则有待提升。
3.2 国内现状
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在政策引导和社会压力下，发展迅速。首先，政策法规逐步健全。《环境保护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证监会、生态环境部等部门也出台了相关指引，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其次，披露主体与数量增加，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以及部分民营企业开始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其中包含环境信息，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披露的覆盖面仍有提升空间，特别是中小企业披露意愿和能力不足。再者，披露质量参差不齐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尽管披露数量增加，但披露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可比性和及时性仍存在不足，普遍存在报喜不报忧、定性描述多于定量分析、缺乏第三方鉴证等问题，部分企业披露信息较为笼统，难以反映其真实的环境绩效。此外，信息披露模式以自愿为主，强制性逐步增强，目前，中国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仍以自愿披露为主，部分重点排污企业和上市公司面临强制性披露要求，但未来趋势将是逐步扩大强制披露范围，提升披露门槛。最后，中国企业在披露环境信息时具有一定的本土化特色，会更加关注国家政策导向，例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精准扶贫等社会责任议题。
4. 企业环境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尽管企业环境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制约其作用的充分发挥。
4.1 披露意识与理念不足
部分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短期利益导向，将其视为成本而非投资，缺乏对其长期价值的深刻认识，认为披露会增加运营成本，甚至暴露企业环境问题。这导致许多企业披露环境信息仅仅是为了满足监管要求，停留在“合规性思维”的层面，未能将环境责任融入企业核心战略。因此，企业普遍缺乏战略规划，未能将环境信息披露纳入企业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导致披露工作碎片化、缺乏系统性，无法有效支撑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4.2 披露内容与质量问题
当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在内容和质量上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信息不完整与选择性披露，企业倾向于披露有利信息，规避或选择性披露负面环境事件、环境违规或潜在环境风险，导致信息不对称。其次是量化指标不足，定性描述居多，披露内容多为定性描述，如“积极推行环保理念”、“致力于减少排放”等，缺乏具体的量化数据和绩效指标，难以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影响信息的使用价值。再者，数据可信度不高，缺乏第三方鉴证是普遍现象，许多披露的环境数据未经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审计或鉴证，降低了信息的可信度，引发利益相关者的质疑。此外，信息更新不及时，环境信息披露通常滞后于实际发生时间，导致信息时效性不足，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最后，由于行业差异与可比性问题，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信息难以进行有效比较和评估。
4.3 披露方式与途径局限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途径相对单一，主要依赖年度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其他如官方网站、媒体发布等途径利用不足，导致信息传播范围有限，未能充分触达各类利益相关者。同时，信息可及性与理解难度也是一大挑战，披露报告往往篇幅较长，专业术语较多，普通公众和非专业投资者难以获取和理解关键环境信息，降低了信息的有效性。此外，企业披露通常是单向的信息输出，缺乏与利益相关者的有效互动，未能建立与投资者、消费者、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方的有效沟通和反馈机制，阻碍了信息价值的充分实现。
4.4 内部管理与核算体系薄弱
企业内部在环境信息管理方面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首先是环境会计核算体系不健全，缺乏统一的环境成本核算、环境收益计量和环境负债确认标准，导致环境信息的内部归集和外部报告脱节，难以形成系统化的数据链条。其次是环境管理与财务管理脱节，环境管理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导致环境数据难以转化为财务信息进行披露，影响披露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最后，企业普遍面临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缺乏既懂会计又懂环境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这直接影响了环境信息的计量、分析和披露质量，是制约企业提升披露水平的重要瓶颈。
5. 企业环境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动因分析
企业环境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动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内部驱动力，也有外部压力。在传统动因分析的基础上，本节将引入创新性视角，深入探讨其内在机制。
5.1 内部动因：驱动企业主动披露的深层力量
传统的内部动因主要包括降低成本、提升效率、风险管理等。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绿色品牌资本积累”和“人才吸引与保留”作为重要的内在驱动力。
5.1.1 绿色品牌资本积累（创新点）
“绿色品牌资本”是指企业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极表现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它体现在消费者对企业绿色形象的认可度、对企业环境友好产品的偏好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品牌溢价和市场份额提升。随着消费者环境意识的提升，“绿色消费”成为一种趋势，企业通过环境信息披露，向消费者传递其环保承诺和实践，能够有效塑造绿色品牌形象，吸引环保型消费者，甚至创造新的绿色产品市场，这种品牌形象的积累，直接转化为无形资产，即绿色品牌资本。同时，具有良好环境声誉的企业，其产品或服务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品牌溢价。例如，环保型汽车、有机食品等，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价格，这种品牌溢价直接提升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是绿色品牌资本的直接体现。此外，在环境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拥有强大绿色品牌资本的企业，在面对突发环境危机时，能够更好地应对公众质疑，降低负面影响，展现出更强的品牌韧性。其前期积累的环境信任和良好形象，有助于在危机中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企业主动进行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不仅仅是为了避免负面影响，更是为了积极构建和积累绿色品牌资本，将其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长期价值。
5.1.2 风险管理与合规需求
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在动因之一是其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和对合规的需求。首先，披露有助于企业规避法律风险，通过遵守日益严格的环境法律法规，并披露其合规性，企业能够有效规避因环境违法行为导致的罚款、停产或刑事责任。其次，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它促使企业识别、评估和管理潜在的环境风险，如气候变化风险、资源短缺风险、供应链环境风险等，从而降低运营中断和资产减值的可能性。最后，在信息透明的时代，环境丑闻可能对企业声誉造成毁灭性打击，通过主动、透明的披露，企业可以有效进行声誉风险管理，避免因信息不透明而引发的信任危机，保护企业无形资产。
5.1.3 提升资源获取能力
企业积极披露环境信息能够显著提升其获取各类关键资源的能力。首先，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获得融资优势，更容易获得“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优惠融资，因为金融机构在评估企业信用时日益将环境因素纳入考量。其次，符合环保政策、拥有良好环境记录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支持与补贴，如环保补贴、税收优惠和项目优先权。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求职者，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价值观，一家积极履行环境责任、透明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更能吸引与保留高素质人才，形成“绿色人才红利”，这对于知识密集型企业尤为重要，这超越了传统的人力资本论，强调了价值观共鸣对人才吸纳的作用，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5.2 外部动因：来自利益相关者的驱动力
外部动因主要来自于政府、投资者、媒体、公众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和期望。
5.2.1 监管压力与制度规范
政府的强制性规定是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外部动因。各国政府通过立法、行政命令等形式，强制要求特定企业披露环境信息，以加强环境监管，促进环境保护。例如，许多国家对重点排污企业和上市公司有严格的披露要求。此外，行业自律与标准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行业协会、专业组织等也会制定行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或行为准则，引导企业规范披露，这些规范虽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往往代表了行业最佳实践，对企业行为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
5.2.2 投资者压力与ESG投资协同效应（创新点）
传统的投资者压力主要指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关注。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ESG投资协同效应”，强调ESG投资不仅仅是压力，更是一种与企业共同创造价值的协同作用。首先，机构投资者影响力日益增强，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日益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通过投票权、股东提案等方式，要求企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其次，ESG评级与指数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富时罗素（FTSE Russell）等机构推出的ESG评级和指数，其结果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形象和融资能力。企业为了被纳入相关指数或获得更高评级，从而吸引ESG资金，有强烈的动机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更深层次地，ESG投资协同效应促使企业将环境责任视为价值创造的源泉。ESG投资不仅仅是“用脚投票”或施加压力，更重要的是，它鼓励企业进行环境创新、提升资源效率、降低环境风险，从而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能够吸引更多的ESG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往往更看重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可持续性，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资金，更是对企业环境战略的认可和支持，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种协同效应促使企业将环境责任视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而非仅仅是成本。
5.2.3 媒体与公众监督
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力量是推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可忽视的外部动因。媒体曝光对企业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媒体对企业环境事件的曝光，能够迅速引发公众关注，损害企业声誉，迫使企业进行信息披露和整改，承担起应有的环境责任。同时，公众舆论压力也不容小觑，环保组织、社区居民等通过抗议、请愿、网络发声等方式，对企业施加舆论压力，要求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披露环境信息，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促使企业更加注重自身的社会形象和环境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