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浏览7.“小院高墙”与“筑高护城河”：美国采取“小院高墙”（SmallYard,HighFence）策略，即在少数高精尖的关键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严格限制和技术封锁。而中国则致力于“筑高护城河”，即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形成自身的技术生态和产业链。
这些特征共同决定了中美技术竞争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复杂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全球供应链的未来演变充满变数。
第四章中美技术竞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机制与具体表现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美技术竞争，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冲击着全球价值链。这场竞争并非仅仅是贸易额的波动，而是通过技术封锁、标准之争、投资限制等多种机制，从根本上改变着全球价值链的布局、效率、韧性、参与主体和治理模式。
4.1对全球价值链布局与结构的影响
中美技术竞争正在深刻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布局和内部结构，使其从过去单一追求效率和成本最低化，转向兼顾安全、韧性和政治信任。
4.1.1供应链的区域化、多元化重构
中美技术竞争，特别是美国对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和实体清单措施，促使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其过于集中化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为了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和供应链中断的威胁，企业开始主动调整其全球生产和采购布局，导致供应链的区域化和多元化重构。
影响机制与表现：
1.区域化趋势加速：跨国公司将部分生产环节从远距离的、高风险区域（如某些受制裁影响的国家）转移到地理上更接近主要市场或政治环境更稳定的区域。例如，一些企业将部分在中国的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或墨西哥，形成更紧密的区域供应链。这种“近岸外包”（Nearshoring）或“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趋势的出现，使得北美、欧洲、亚洲（以东盟为中心）等区域内部的价值链活动日益紧密，而跨区域的链接则可能有所减弱。区域化并非意味着完全脱钩，而是形成多个相互关联的区域性生产中心。
2.多元化采购与生产基地：企业不再依赖单一来源或少数来源的供应商和生产基地，而是主动寻求多个替代选项。例如，在关键原材料或零部件的采购上，企业会选择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多个供应商，以分散风险。在生产布局上，一些跨国公司会在不同国家建立“第二产地”或“第三产地”，以应对突发事件导致某一地区生产中断的情况。这种多元化策略旨在提高供应链的韧性，但通常会带来成本的上升，因为企业可能无法选择成本最低的生产地点或供应商。
3.投资流向变化：受中美技术竞争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向也发生变化。一些企业减少对高风险区域的投资，转而投资到被视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区域，或者投资于本国以支持“回流制造”。这可能导致一些国家FDI流入减少，而另一些国家FDI流入增加，从而改变全球生产网络的地理格局。
4.1.2“去风险化”与“友岸外包”趋势的显现
“去风险化”（De-risking）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是中美技术竞争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布局调整的两个显著策略，其核心在于将安全、韧性、政治信任置于效率和成本之上。
影响机制与表现：
1.“去风险化”取代“去中国化”：尽管“去中国化”的说法流行，但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高效的生产能力，完全脱离中国市场对大多数跨国公司而言并不现实，且成本极高。因此，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去风险化”策略，即降低对特定国家或特定环节（尤其是关键技术领域）的过度依赖，分散风险，而非完全撤离。这可能意味着：在中国保留面向中国市场的生产和研发，但在面向全球市场的高敏感度产品上，寻求中国以外的替代生产基地。
2.“友岸外包”加速形成：在关键技术和战略性产业领域，各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将生产或采购转移到政治上更“友好”、更信任的国家。例如，美国推动与盟友（如日本、韩国、欧盟、印度）建立更紧密的供应链合作，形成“信任圈”或“技术联盟”，以确保关键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并将中国排除在外。这种做法旨在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安全考量的供应链，但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从而牺牲效率。
3.“平行链”的初步形成：在某些高度敏感或受制裁的领域（如高端芯片、5G核心网络），中美两国可能被迫走向“平行链”，即各自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互不兼容的供应链体系和技术生态。例如，中国致力于构建自主可控的半导体产业链和操作系统生态，以应对外部限制；而美国也试图建立不依赖中国的关键技术供应链。这种趋势可能导致全球技术生态和市场出现碎片化，增加全球贸易摩擦。
4.1.3价值链上游环节的战略性回流
中美技术竞争，特别是国家安全和自主可控的战略考量，促使一些国家将全球价值链中关键的、高附加值的上游环节（如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进行战略性回流（Reshoring或Onshoring），即从海外转移回本国或本土化生产。
影响机制与表现：
1.对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的强调：各国政府意识到，将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环节过度外包，可能导致技术“卡脖子”和供应链安全风险。因此，政府会出台政策（如补贴、税收优惠、产业扶持基金）鼓励企业将这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环节回流本国，以确保技术自主和供应链安全。例如，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旨在吸引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本土。
2.风险与效率的权衡：这种战略性回流通常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成本（如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但国家愿意牺牲部分经济效率来换取战略安全和供应链韧性。这标志着全球价值链决策逻辑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的转变。
3.技术主导权的争夺：掌握价值链上游的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是争夺未来技术主导权的关键。各国通过鼓励回流，旨在巩固或提升其在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
4.2对全球价值链效率与韧性的影响
中美技术竞争对全球价值链的效率和韧性产生了复杂且通常是负面的影响，挑战了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带来的效率红利。
4.2.1全球分工效率的降低
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基于比较优势理论，通过精细分工和全球优化配置资源来最大化效率、降低成本。然而，中美技术竞争引入了非经济因素，导致全球分工效率的降低。
影响机制与表现：
1.成本增加：
替代成本：企业被迫放弃在某些国家（如中国）具有成本优势的供应商或生产基地，转而选择成本更高的替代方案（如在东南亚新建工厂、在本土回流生产），导致生产成本上升。
重复投资：为了分散风险和满足“去风险化”要求，企业可能需要在不同地区建立重复的生产线或供应链体系，增加了固定资产投入和运营成本。
技术壁垒成本：受出口管制或实体清单影响的企业，无法获得关键技术、设备或软件，被迫投入巨资进行替代研发或寻找替代方案，这些替代方案可能效率较低、成本更高。
2.协同复杂性上升：
信息流阻碍：技术竞争可能导致数据跨境流动受到限制，阻碍了全球价值链中信息流的顺畅，增加了跨国协调的复杂性。例如，禁止使用某些云服务可能影响全球研发团队的协同。
技术标准分裂：如果中美各自推动一套技术标准，全球产品和服务的兼容性将面临挑战，企业需要开发多套产品以适应不同市场，增加了研发和生产的复杂性。
3.创新速度可能受阻：在某些情况下，技术封锁和“脱钩”可能阻碍全球范围内技术、人才和知识的自由流动，从而减缓全球技术创新和扩散的速度，导致整体创新效率降低。
这种效率的降低，最终可能体现在产品价格上涨，消费者福利受损。
4.2.2供应链脆弱性的增加
尽管“去风险化”旨在增强供应链韧性，但短期内中美技术竞争可能反而增加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因为它打破了现有平衡，而新的稳定结构尚未完全形成。
影响机制与表现：
1.替代性缺失与瓶颈效应：在某些高端技术或关键零部件领域，全球范围内可替代的供应商数量极少，甚至存在垄断。当美国对中国特定企业实施技术限制时，受影响的企业可能难以在短期内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从而形成“卡脖子”效应，导致其供应链中断。例如，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和部分半导体材料上对外部高度依赖，一旦供应中断，将严重影响其电子产品生产。
2.供应链中断风险转移：虽然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但这些国家可能缺乏完善的工业基础、熟练劳动力或基础设施，反而引入了新的生产风险（如生产质量不稳定、基础设施薄弱、政治不确定性）。这并非消除了风险，而是将风险从一个地区转移到了另一个地区，甚至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3.碎片化带来的脆弱性：供应链的过度碎片化，即为了安全而在多个小规模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可能导致规模不经济，并增加管理复杂性。如果这些小规模基地缺乏足够的冗余和协作，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受冲击，其恢复能力可能不如集中生产的规模效应。
4.技术壁垒导致的供应链冗余和效率损失：为了应对技术壁垒，企业被迫构建“冗余”或“平行”的供应链，虽然在极端情况下提供备选，但长期来看，这种冗余会增加成本，并可能导致技术栈的分裂，削弱了全球协同效应。
4.2.3技术标准和数据流动的碎片化
中美技术竞争不仅影响实物流，更深刻地冲击着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流和技术流，导致技术标准和数据流动的碎片化。
影响机制与表现：
1.技术标准分裂：两国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争夺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权，可能导致全球出现相互不兼容的技术标准体系。例如，美国推动基于开放无线接入网（OpenRAN）的5G技术，以对抗中国华为的传统一体化解决方案。如果不同国家和企业采纳不同的标准，将导致产品兼容性问题，增加全球价值链的复杂性和成本，阻碍技术创新和扩散。企业需要开发多套产品以适应不同市场，增加了研发、生产和认证的负担。
2.数据流动限制与数据孤岛加剧：出于国家安全和数据主权考量，各国对数据跨境流动采取更严格的限制（如数据本地化要求）。中美技术竞争加剧了这种趋势，使得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数据协同变得更加困难。例如，中国企业在海外收集的数据可能被要求存储在当地，并限制向中国传输；同样，美国企业在华数据也可能面临类似限制。这导致全球价值链中的数据孤岛进一步加剧，阻碍了大数据分析、AI应用等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协同和优化，削弱了数字经济带来的效率红利。
3.“数字铁幕”风险：极端情况下，技术标准和数据流动的碎片化可能导致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和网络的“分裂”，形成所谓的“数字铁幕”，即两个或多个互不兼容的数字生态系统。这将严重损害全球数字经济的互联互通性，增加贸易成本，降低全球价值链的整体效率，并可能形成新的数字贸易壁垒。
4.3对全球价值链参与主体与收益分配的影响
中美技术竞争对全球价值链中不同参与主体的地位和收益分配产生了分化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4.3.1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参与门槛的提高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过程中，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高的参与门槛和更严峻的挑战。
影响机制与表现：
1.技术壁垒与技术选择困境：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缺乏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的能力，需要依赖外部技术供应。中美技术竞争可能导致它们在关键技术（如半导体、AI、5G）的选择上陷入两难：选择一方可能被另一方制裁或限制市场准入；不选择任何一方则可能面临技术落后。这使得它们难以融入最新的技术生态，增加了技术获取成本和风险。
2.合规成本上升：全球价值链的“去风险化”和“友岸外包”要求，以及对技术来源和供应链透明度的更高要求，增加了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合规成本。它们可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证明其供应链的“清洁性”或合规性，这对于资源有限的企业而言是沉重负担。
3.市场准入限制：如果技术竞争导致全球市场碎片化，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可能因为不兼容的技术标准或政治因素，难以进入特定市场，从而缩小其市场空间。
4.被排除出核心供应链：在“友岸外包”和“平行链”趋势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被排除出新的、基于政治信任的供应链网络，无法获得技术转移和产业升级的机会，从而被边缘化。它们可能只能承接更低附加值、更容易被替代的环节，发展路径受限。
5.融资挑战：在不确定性增加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对供应链的风险评估更加严格，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获得贸易融资的难度和成本上升。
4.3.2全球价值链收益分配格局的变化
中美技术竞争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结构和收益分配格局，可能加剧“微笑曲线”两端的利润集中。
影响机制与表现：
1.核心技术控制者的议价能力增强：在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如芯片设计、高端设备、核心算法）的国家和企业，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议价能力和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增强。它们可以凭借技术垄断，获得更高的利润份额。例如，少数掌握EUV光刻机技术的企业，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拥有绝对的定价权和战略地位。
2.制造环节的利润空间可能进一步被压缩：对于主要从事加工和组装等中间环节的国家和企业而言，如果它们无法向价值链上游（研发、设计）或下游（品牌、营销）攀升，可能会面临利润空间的进一步压缩。尤其是在技术竞争导致供应链多元化和分散化时，买方拥有更多替代选择，进一步挤压中间环节的利润。
3.“回流制造”的潜在影响：如果一些发达国家成功将其高附加值制造环节回流，虽然可能提升其本土就业和经济，但同时也可能减少发展中国家在相关制造领域的订单和技术转移机会，从而影响其经济发展和价值链升级。
4.数字平台主导权的争夺：数字经济背景下，掌握全球数字平台（如电商平台、云服务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的企业，通过数据积累和网络效应，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强大的控制力和利润分配权。中美在数字平台领域的竞争，将直接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收益分配格局。
5.风险溢价的出现：由于地缘政治风险和供应链中断风险的增加，企业在评估投资和采购决策时会加入“风险溢价”。这可能导致高风险地区的投资减少，而低风险地区的收益预期上升，从而影响全球价值链的资金流向和收益分配。
4.4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中美技术竞争不仅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经济运行逻辑，也深刻冲击了现有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国际贸易规则，并催生出新的治理范式。
4.4.1多边贸易体系的挑战
中美技术竞争的升级，对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
影响机制与表现：
1.规则碎片化与效率降低：WTO的非歧视原则和多边框架难以有效应对基于国家安全、技术主权和地缘政治考量的单边技术限制措施（如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成员国可能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绕过多边规则，导致全球贸易规则的碎片化和多边贸易体系的约束力下降。
2.WTO改革阻力增加：在数字贸易、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等新兴议题上，中美之间的深刻分歧使得WTO的改革进程停滞不前，难以形成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以适应数字经济和技术竞争的需要。例如，在数字贸易谈判中，对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税、源代码披露等议题的立场差异巨大。
3.贸易政治化加剧：技术竞争使得贸易问题日益政治化和安全化，技术问题不再纯粹是经济问题，而是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使得多边贸易谈判更加困难，因为谈判方可能优先考虑国家安全而非贸易自由化。
4.多边合作信任受损：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和不信任感，可能削弱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多边合作意愿，因为技术合作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4.4.2新的数字贸易规则和技术联盟的形成
面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困境，各国特别是美国，正积极推动建立新的数字贸易规则和技术联盟，以适应技术竞争的需要。
影响机制与表现：
1.双边/区域性数字贸易协定增多：在WTO改革受阻的背景下，各国更倾向于通过双边或区域性数字贸易协定来制定新的规则。例如，美国推动的《数字贸易协议》（DigitalTradeAgreement）、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试图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税、网络安全等方面制定高标准规则，并以此影响全球规则制定。这些协定可能具有排他性，形成不同的“数字贸易区”。
2.技术联盟和伙伴关系形成：美国积极推动与盟友在关键技术领域建立排他性的技术联盟和伙伴关系，旨在构建“小院高墙”和“友岸外包”的供应链。例如，“Chip4联盟”（美日韩台半导体联盟）旨在加强半导体供应链合作，将中国排除在外。这些联盟通过共享研发资源、协调产业政策、统一技术标准，形成新的技术壁垒和贸易集团。
3.地缘经济工具的运用：技术竞争使得经济工具（如出口管制、投资审查、补贴政策）日益被用于地缘政治目的。各国政府更频繁地利用这些工具来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流向和技术扩散，从而形成了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其特点是国家干预和战略竞争色彩浓厚。
4.技术“阵营化”风险：这种新的数字贸易规则和技术联盟的形成，可能导致全球技术生态的“阵营化”，即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两个或多个技术阵营。这将导致全球技术标准分裂，市场分割，增加跨国公司的运营复杂性，并最终可能损害全球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第五章应对中美技术竞争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美技术竞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是深远且复杂的，它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蕴含着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潜在机遇。本章将对这些挑战与机遇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战略性和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各国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维护全球价值链稳定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5.1中美技术竞争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挑战与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