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浏览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聚焦“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中美技术竞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当前对中美技术竞争的研究较多，但很少将其与“数字经济”这一时代背景紧密结合，并系统探讨其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层次影响。本文将数字经济视为中美技术竞争的战略场域，并将其作为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复合驱动力之一，从而提供一个更全面、更具时代前瞻性的分析视角。这有助于揭示数字经济时代下，技术竞争如何超越传统贸易和产业竞争，以更复杂、更隐蔽的方式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第二，构建多维度影响机制分析框架：本文不满足于简单地描述现象，而是深入构建了中美技术竞争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多维度机制分析框架。该框架将从全球价值链的布局与结构、效率与韧性、参与主体与收益分配以及治理模式与国际贸易规则等四个核心维度，系统性地分析中美技术竞争的具体传导路径和影响。这种多维度的分析方法，能够揭示技术竞争如何引发供应链的战略性调整、技术标准的碎片化、贸易成本的上升、参与者的分化，以及国际治理体系的挑战，从而提供一个更完整、更细致的分析图景。
第三，融合地缘政治与经济因素的综合视角：本文突破传统经济学分析的局限，融合了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深入探讨中美技术竞争背后，国家安全、地缘战略、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如何日益成为影响全球价值链决策的关键变量，甚至超越了效率和成本考量。这有助于解释当前全球价值链中出现的“去风险化”、“友岸外包”等非理性经济行为，为理解当前全球经济变局提供更深刻的洞察。
第四，关注对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对策：在关注中美两大经济体自身影响的同时，本文将特别关注其技术竞争对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的冲击与机遇。探讨它们如何在全球供应链重塑中面临技术选择困境、市场准入限制、发展路径分化等挑战，以及可能利用区域化趋势和多元化战略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包容性发展，避免加剧全球发展不平衡。
第二章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本章将对研究主题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深入界定，并梳理相关的理论基础，为后续分析数字经济背景下中美技术竞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清晰的分析框架。
2.1数字经济的核心概念
2.1.1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它不仅仅是信息产业本身，更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实现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崛起，深刻改变了生产要素的构成、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以及价值创造的逻辑。
数字经济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数据驱动：数据被视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数据的产生、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和应用贯穿于数字经济的各个环节，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实现价值创造和优化决策。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使得资源配置更加精准高效，也催生了数据服务、数据经纪等全新业态。
2.融合性：数字技术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例如，工业互联网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制造业，实现智能制造和柔性生产；数字技术也赋能农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提升其生产效率和附加值。这种融合性使得数字经济的边界不断扩大，并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3.网络化：数字经济以高速、泛在的现代信息网络为基础，通过网络连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活动的协同。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络、物联网等构建了全球范围内的数字连接，使得信息和资源的流动更加便捷。这种网络效应导致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同时也带来了“赢者通吃”的市场格局和平台经济的兴起。
4.创新性：数字技术快速迭代，不断催生出大量全新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例如，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5G等技术的突破，带来了智能合约、数字货币、元宇宙、无人驾驶等前沿应用。这种持续的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保持活力的源泉，也推动着经济结构向更高附加值、更具竞争力的方向持续优化。
5.普惠性与非排他性：数字技术降低了参与经济活动的门槛，使得中小企业和个人也能更便捷地参与到全球分工和贸易中，例如跨境电商的普及。同时，许多数字产品和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可以被多人同时使用，这有助于知识的快速传播和共享。
2.1.2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与发展趋势
数字经济的运行依赖于一系列关键要素的支撑，并呈现出加速发展和深刻演变的趋势。
关键要素：
1.数字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光纤宽带、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物联网等，它们是数字经济运行的“高速公路”和“神经中枢”。
2.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其生产、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应用和流通机制至关重要。高质量、安全可控的数据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发挥作用的基础。
3.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AI）、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IoT）、5G、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这些技术是数字经济创新和发展的驱动力。
4.数字人才：掌握数字技能和复合知识的专业人才，包括数据科学家、AI工程师、网络安全专家、数字经济管理者等，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本。
5.数字平台：连接供需双方、促成交易、提供服务的在线平台，如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云计算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它们是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核心枢纽。
发展趋势：
1.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不再仅仅是信息产业的专属，而是全面赋能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传统实体经济，推动其实现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形成“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并行的发展格局。
2.数据价值化与要素市场化：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确权、流通、定价和交易机制将日益完善，形成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
3.智能化与自动化：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推动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4.去中心化与信任机制重构：区块链等技术将推动去中心化协作模式的发展，重构信任机制，影响金融、贸易等领域。
5.全球数字治理挑战：数字经济的全球性特征与国家主权、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议题的冲突，使得全球数字治理成为各国博弈和合作的焦点。
2.2全球价值链的核心概念
2.2.1全球价值链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GVC）是指特定产品或服务从概念、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加工、物流运输、营销分销直到最终消费和回收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由全球范围内的不同企业、工人群体、技术、组织和制度所共同组成的网络。它强调的是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和跨国分工，即一个最终产品的生产被分解为多个独立的、地理上可分离的任务或环节，并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技术转移等多种方式分配到具备比较优势的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专业化生产。全球价值链不仅关注商品和服务的实体流动，更关注每个环节所创造的增加值（ValueAdded）以及价值在链条上的分配。
全球价值链的核心构成要素包括：
1.价值链活动：包括研发、设计、生产（零部件、中间品、组装）、物流、营销、品牌管理、销售、售后服务等一系列创造价值的活动。
2.地理分散性：这些价值链活动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3.企业网络：涉及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独立的供应商、合同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各类企业实体，它们通过各种形式（如所有权、合同、标准等）相互连接。
4.治理结构：指价值链中不同活动之间、不同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协调模式，通常由少数主导企业（如大型跨国品牌商）负责设计和管理整个价值链，通过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等级型等多种治理模式来协调各参与者。
5.价值增值与分配：关注每个环节对产品或服务最终价值的贡献，以及这些增加值在不同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通常呈现“微笑曲线”效应，即研发、品牌、营销等两端环节附加值高，而中间的制造环节附加值较低。
2.2.2全球价值链的演进与治理模式
全球价值链的演进是一个动态过程，受到技术进步、制度环境、企业战略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演进趋势包括从最初简单的贸易关系向更复杂的生产网络、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是其有效运作的关键，它决定了价值链中各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信息流动和交易成本：
1.市场型治理（MarketGovernance）：交易双方关系松散，交易基于价格信号，信息和技术标准化程度高，转换成本低。常见于标准化、低复杂度的产品或服务交易。
2.模块型治理（ModularGovernance）：买方为供应商提供详细的产品规格，但供应商可以自行管理生产过程。信息和技术共享程度较高，但关系仍相对松散。常见于模块化、技术含量较高的零部件生产。
3.关系型治理（RelationalGovernance）：交易双方关系紧密，基于信任和长期合作，通过非正式机制协调。信息交换频繁，技术互补性强。常见于复杂产品或需要紧密协作的环节。
4.等级型治理（HierarchyGovernance）：通常指跨国公司内部的垂直一体化，通过所有权控制各环节。信息共享度最高，协调效率高，但管理成本和风险也相对集中。常见于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的生产。
5.准等级型治理（CaptiveGovernance）：一种介于关系型和等级型之间，买方（通常是大型品牌商）对供应商（通常是中小企业）拥有较强控制力，供应商高度依赖买方。
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正在深刻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使其趋向于更灵活、更网络化，但也可能加剧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从而影响价值的分配。
2.3中美技术竞争的核心概念
2.3.1中美技术竞争的内涵与主要领域
中美技术竞争是指中国和美国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在数字经济、前沿科技和关键技术领域展开的战略性、系统性竞争。这场竞争超越了传统的贸易摩擦或市场竞争，上升到国家安全、经济主导权和地缘政治博弈的高度。其核心目标是争夺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制高点和国际规则制定权。
主要竞争领域包括但不限于：
1.半导体（Semiconductors）：包括芯片设计、制造（晶圆代工）、封装测试以及关键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这是数字经济的“心脏”，被视为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
2.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包括AI算法、芯片、算力、数据、应用场景以及伦理治理等。AI被认为是通用目的技术，将赋能所有产业，是未来竞争的焦点。
3.5G及下一代通信技术：包括5G网络设备、标准制定、核心技术和应用。5G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基石，其安全性和主导权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4.量子计算与量子技术：包括量子计算机、量子通信、量子传感等。被认为是未来颠覆性技术，将深刻改变计算、加密和测量领域。
5.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包括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生物制药等。
6.数据与数据治理：包括数据收集、存储、处理、传输、分析以及数据主权、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规则制定权。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
7.技术标准与规范：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争夺国际技术标准和协议的制定权，以影响全球技术路线和产业链布局。
8.人才与创新生态：吸引和培养顶尖科技人才，构建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是技术竞争的长期基础。
2.3.2中美技术竞争的演变与特征
中美技术竞争的演变经历了从最初的贸易摩擦中“技术问题”的凸显，到逐步升级为独立的、系统性的战略竞争阶段。
演变阶段：
早期阶段（2018年前）：更多体现在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商业竞争。
升级阶段（2018年至今）：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技术竞争逐渐独立并升级，美国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限制措施，如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投资审查等。中国也开始强调自主创新和“卡脖子”技术攻关。
当前阶段：竞争日益常态化、长期化，并呈现出从商业领域向国家安全、地缘政治领域蔓延的趋势。
主要特征：
1.长期性和结构性：这场竞争并非短期现象，而是由两国长期战略利益冲突和发展路径差异所决定，将是长期且结构性的。
2.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竞争不仅限于技术本身，还涉及市场准入、人才流动、资金、标准、伦理等多个层面，且相互交织。
3.全球性影响：竞争超越两国范畴，深刻影响全球科技产业格局、全球价值链布局和国际规则制定，迫使其他国家和企业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
4.非对称性与不对称依赖：两国在不同技术领域存在优势和劣势，以及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例如，中国在应用场景和市场规模上有优势，而美国在基础研究和高端芯片制造设备上有优势。
5.从竞争走向潜在“脱钩”与“平行体系”：在某些敏感领域，两国可能寻求“技术脱钩”，构建相互独立的供应链和技术生态系统，从而形成“平行体系”或“双循环”。
6.国家主导性增强：技术竞争不再仅仅是企业行为，而是政府主导下的战略竞争，国家安全因素权重显著提升。
2.4理论基础
本研究将综合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技术竞争理论、地缘政治经济学和供应链韧性理论，为分析数字经济背景下中美技术竞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提供多维度的理论支撑。
2.4.1全球价值链理论
全球价值链理论（如GaryGereffi的GVC治理模式理论）提供了理解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各方权力关系和价值分配的框架。它强调一个产品的价值创造过程是碎片化的，分布在不同国家和企业。本研究将利用GVC理论来分析中美技术竞争如何改变价值链的地理布局（离岸/近岸/友岸）、治理模式（主导企业与供应商关系）、价值分配（高附加值环节的争夺）以及参与者角色（如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传统GVC理论强调效率和成本驱动，但中美技术竞争引入了国家安全、政治信任等非经济因素，这将挑战GVC理论对分工逻辑的传统解释，促使其进行拓展。
2.4.2技术竞争理论
技术竞争理论（如创新系统理论、技术范式转移理论）有助于理解国家间在科技领域的竞争策略、创新模式和技术扩散路径。它解释了国家如何通过研发投入、人才政策、产业政策等来提升技术竞争力，以及技术领先者如何通过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手段维持其优势。本研究将运用技术竞争理论来分析中美两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策略，如何通过技术封锁、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手段影响对方的技术进步和全球供应链中的技术流动，以及这种竞争如何推动或阻碍全球技术创新和扩散。
2.4.3地缘政治经济学
地缘政治经济学将地缘政治因素（如国家安全、地缘战略、权力平衡）与经济因素（如贸易、投资、技术流动）相结合，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它认为，经济活动并非纯粹的市场行为，而是受到国家战略和权力博弈的深刻影响。本研究将运用地缘政治经济学来解释中美技术竞争背后深层次的国家安全考量和地缘战略意图，以及这些非经济因素如何导致全球价值链的“去风险化”、“友岸外包”甚至“脱钩”，从而挑战传统的经济效率逻辑。它有助于理解全球价值链中出现的新趋势，如供应链的政治化和安全化。
2.4.4供应链韧性理论
供应链韧性理论关注供应链在面对外部冲击（如自然灾害、疫情、地缘政治事件）时，能够感知、适应、恢复并快速重构的能力。传统供应链管理主要追求效率和成本最小化，但韧性理论强调在效率与韧性之间进行权衡。中美技术竞争带来频繁的技术壁垒和贸易摩擦，增加了全球供应链的外部冲击。本研究将运用供应链韧性理论来分析在技术竞争背景下，企业如何调整其全球价值链布局（如多元化采购、近岸外包）以增强韧性，以及这种韧性建设的成本和收益。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当前环境下，企业更倾向于牺牲部分效率来换取供应链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通过整合这些理论，本研究将能够全面、深入地分析数字经济背景下中美技术竞争对全球价值链的复杂影响，揭示其内在机制，并为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变局提供更深刻的洞察。
第三章中美技术竞争的现状、动因与特征
本章将深入分析数字经济背景下中美技术竞争的现实图景，包括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具体表现、背后深层次的动因以及当前竞争所呈现出的显著特征。理解这些是剖析其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前提。
3.1中美技术竞争的现状与主要领域
中美两国在数字经济和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已从点状摩擦升级为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对抗。这场竞争涵盖了多个关键技术领域，并体现在技术标准、数据治理和人才流动等多个方面。
3.1.1关键技术领域的争夺
中美两国在多个被视为未来经济和军事竞争制高点的关键技术领域展开激烈争夺。
1.半导体产业：这是中美技术竞争的“主战场”和“卡脖子”领域。美国在半导体设计软件（EDA）、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如EUV光刻机）、高性能CPU/GPU等核心技术上占据优势。中国在芯片设计领域（如华为海思）取得一定进展，但在高端制造和关键设备方面仍高度依赖进口。美国通过限制中国企业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和设备，试图阻止中国芯片产业的快速发展。例如，对华为、中芯国际等中国企业的出口管制和实体清单措施，直接影响了其供应链。
2.人工智能（AI）：AI被认为是通用目的技术，将赋能所有产业。中美两国都在AI领域投入巨资。美国在基础理论研究、AI芯片、开源框架（如TensorFlow、PyTorch）和人才储备上仍具领先优势。中国则在AI应用场景（如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智慧城市）、数据量（庞大的人口和市场）和AI初创企业数量上表现突出。竞争焦点在于算法、算力（AI芯片）、数据和应用生态的全面主导权。
3.5G及下一代通信技术：5G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基石。中国企业（如华为、中兴）在5G网络设备、专利数量和商用部署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则通过“清洁网络”计划等政治施压，劝说盟友禁用中国5G设备，并加大对自身5G技术和低轨卫星互联网等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投入，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通信标准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影响力。
4.量子计算与量子技术：两国都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传感等领域进行巨额研发投入。中国在量子通信和量子卫星方面取得突破，美国则在超导量子计算和光量子计算方面进展迅速。尽管离商业化仍有距离，但其潜在的颠覆性能力使其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焦点。
5.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包括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生物制药等。两国都将生物技术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涉及基因数据安全、生物安全、创新能力和伦理规范等。
6.航空航天：特别是在商业航天、卫星导航（GPS与北斗系统）、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等领域，竞争日益激烈，这些领域不仅有军事意义，也对数字经济（如卫星互联网、高精度定位）有重要影响。
3.1.2技术标准与数据治理的博弈
中美技术竞争不仅是硬技术领域的较量，也延伸到软实力层面的技术标准制定和数据治理规则的博弈。
1.技术标准之争：在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领域，各国都希望推广自身的技术标准和专利，以在未来的全球技术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5G标准制定中，中方企业拥有大量核心专利，美方则试图通过政治施压和技术联盟来推动替代方案。标准之争直接影响产品的兼容性、市场准入和产业链的构建。
2.数据治理规则博弈：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其跨境流动、存储和使用涉及数据主权、隐私保护、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美国推崇“数据自由流动但受信任”的原则，强调数据在开放市场中的流通和创新。中国则更侧重于数据主权、国家安全和数据本地化，对数据跨境流动有严格管理。这种理念和实践的差异导致了全球数据治理的碎片化，形成了潜在的数字贸易壁垒，加剧了数据孤岛，并影响了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数据协同。
3.1.3人才流动与创新生态的竞争
顶尖科技人才和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是技术竞争的长期基础。
1.人才流动竞争：美国长期以来是全球顶尖科技人才的聚集地，但近年来其对中国科研人员和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出口管制等措施，影响了人才的正常流动。中国则通过各项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或来华发展。两国都在争夺全球顶尖的AI科学家、芯片工程师、量子物理学家等稀缺人才。
2.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美国拥有硅谷等成熟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风险投资、大学科研、初创企业孵化等。中国则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国家实验室、科技园区建设等方式，加速构建自身的创新生态。竞争焦点在于谁能形成更具活力、更具吸引力、更具转化能力的创新体系，以源源不断地产生颠覆性技术。
3.2中美技术竞争的深层次动因
中美技术竞争的升级并非偶然，其背后是深层次的国家战略、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复杂动因的交织。
3.2.1国家安全战略考量
国家安全是中美技术竞争最核心、最根本的驱动因素。两国都将关键数字技术视为保障国家安全、军事实力和战略自主的关键。
1.军事应用与技术赋能：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等前沿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前景巨大，例如在自主武器系统、情报侦察、网络战、指挥控制等方面的应用。两国都担心对方在这些技术上的领先会构成军事威胁，因此寻求技术领先或阻止对方技术进步。例如，美国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担忧，是其对华为、中芯国际等企业进行制裁的重要原因之一。
2.数据主权与网络安全：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被视为战略资产。各国都强调对自身数据的主权，担心外国科技公司通过其产品和服务收集敏感数据，威胁国家安全。对通信设备（如5G）和云服务提供商的担忧，往往源于对数据传输和存储安全性的顾虑。网络安全攻击也可能影响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行，因此技术自主可控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3.关键基础设施控制：掌握核心数字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如全球通信网络、卫星导航系统）的控制权，对于保障国家经济运行和应对突发危机至关重要。
3.2.2经济利益与产业主导权争夺
中美技术竞争也是一场对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和产业主导权的争夺。
1.数字产业领导地位：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谁能在AI、半导体、云计算等核心数字产业取得领先，谁就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高附加值、更高利润的环节，并引领全球产业转型。两国都希望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领导者，获取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主导权。
2.高附加值环节控制：在全球价值链中，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贡献了大部分利润。技术竞争旨在确保本国企业能够控制这些高附加值环节，并将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出去。例如，美国试图通过技术限制，保持其在芯片设计和高端设备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中国则力图在芯片制造等领域实现自主可控。
3.就业与经济增长：发展新兴技术产业能够创造大量高薪就业岗位，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3.2.3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差异
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也为中美技术竞争增添了复杂性。
1.治理模式差异：两国在互联网治理、数据隐私保护、言论自由等方面的理念存在差异。美国强调开放、自由的互联网和数据流动，但同时关注用户隐私和平台责任。中国则更强调网络主权、数据安全和内容审查。这些差异影响了双方在国际数字规则制定中的立场，并可能导致技术和数字生态的分裂。
2.技术应用伦理：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中，两国在数据收集、人脸识别、算法偏见等方面的伦理考量和监管方式有所不同，也成为竞争的一部分。
3.民主与威权叙事：美国试图将技术竞争框定为民主与威权体制的竞争，从而争取盟友的支持。中国则强调技术发展应服务于全人类福祉，反对技术霸权。
3.2.4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考量
中美技术竞争是两国大国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维度。
1.全球影响力争夺：技术优势被视为提升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工具。通过技术领先和标准输出，一国可以增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领导力。
2.盟友体系与战略联盟：美国试图通过技术联盟（如Chip4联盟、印太经济框架IPEF）来构建排他性的技术供应链，将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多边合作来拓展其技术影响力。
3.新兴力量崛起与霸权焦虑：中国在数字经济和部分技术领域的快速崛起，对美国长期以来的科技霸权构成挑战，引发了美国的“霸权焦虑”，从而采取更加强硬的遏制策略。
3.3中美技术竞争的主要特征
当前中美技术竞争呈现出多重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其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1.长期性与结构性：这场竞争并非短期波动，而是由两国长期战略利益冲突和发展路径差异所决定，将是长期且结构性的。它超越了具体的政府或领导人任期，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核心要素。
2.复杂性与多层次性：竞争不再仅限于贸易或单一技术领域，而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对抗。它涉及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人才流动、资金、标准、数据、市场准入、供应链安全乃至地缘政治和军事应用等多个层面，相互交织，难以简单剥离。
3.全球性影响：竞争超越两国范畴，深刻影响全球科技产业格局、全球价值链布局、国际贸易模式和国际规则制定。它迫使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在中美之间进行“选边站队”或寻求“去风险化”的替代方案，从而产生全球范围的涟漪效应。
4.非对称性与不对称依赖：两国在不同技术领域存在优势和劣势，以及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例如，中国在应用场景、市场规模和制造业体系上有优势，而美国在基础研究、高端芯片设计软件和制造设备、以及核心操作系统上有优势。这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使得彻底“脱钩”的成本极高，但“去风险化”成为可能。
5.从竞争走向潜在“脱钩”与“平行体系”：在某些敏感领域，两国可能寻求“技术脱钩”（TechnologicalDecoupling），即在关键技术、供应链和数字生态系统方面相互分离，构建相互独立的系统。这可能导致全球技术生态的碎片化，形成“平行体系”或“双循环”，即两个互不兼容的技术和供应链生态。
6.国家主导性增强：技术竞争不再仅仅是企业间的商业行为，而是政府主导下的战略竞争。国家安全因素权重显著提升，政府通过立法、行政命令、补贴等手段直接干预技术研发、产业布局和供应链管理，例如美国的“实体清单”和中国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