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浏览4.2.3 网络安全风险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互联，网络安全风险日益突出，并成为影响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稳定的重要因素。数据泄露、网络攻击（如勒索软件、DDoS攻击）、供应链攻击等威胁频繁发生，可能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声誉损害和数据泄露带来的法律责任。例如，针对全球供应链的勒索软件攻击，可能导致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活动中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各国在网络安全标准、防护措施和响应机制上的差异，也可能成为非关税贸易壁垒。一些国家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来自特定国家或企业的数字产品和服务进行严格审查，甚至实施禁令，阻碍其进入本国市场。例如，对于5G设备供应商的网络安全担忧，已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贸易和政治争议。此外，网络犯罪的跨境性质也使得执法和合作变得异常复杂，需要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构建全球网络安全治理体系，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为数字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健康运行提供保障。
4.3 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风险
在数字经济时代，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风险以新的形式出现，对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效率和国际贸易模式的演进构成深远挑战。这些风险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关税壁垒，而是更多地表现为技术限制、数据流动限制和产业链重构。
4.3.1 技术民族主义与供应链安全
随着数字技术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各国政府对关键数字技术和相关供应链的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些国家将核心数字技术（如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供应链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认为其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军事实力。这种对技术主权和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强调，导致了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的抬头。
技术民族主义表现为：
限制技术出口：拥有核心技术的国家可能限制其技术向潜在竞争对手出口，以维护自身的技术优势。例如，对关键半导体设备和高端芯片的出口管制。
审查外国投资：对涉及关键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以防止技术外流或潜在的安全风险。
扶持本土企业：通过巨额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方式，大力扶持本国在关键数字技术领域的企业发展，以实现技术自给自足。
这种技术民族主义导致全球价值链的“去风险化”（de-risking）或“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趋势。企业在选择供应链合作伙伴时，不再仅仅考虑成本和效率，更要考虑地缘政治风险和供应链的安全性，倾向于将生产转移到政治上更“友好”或风险更低的国家。这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的效率降低，因为企业可能无法选择成本最低或效率最高的生产地点，从而削弱了全球分工的效率，推高了最终产品的价格，并可能导致全球技术生态系统的碎片化。
4.3.2 “数字铁幕”风险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可能导致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和网络的分裂，从而形成所谓的“数字铁幕”（Digital Iron Curtain）。这种分裂并非物理上的隔绝，而是指不同国家或区域之间在数字技术标准、数据流动规则、网络协议以及数字服务提供商方面的互不兼容和相互排斥。
“数字铁幕”的风险体现在：
技术标准的分裂：不同国家可能采用不同的数字技术标准，导致设备和软件互不兼容，增加企业进行跨国运营的复杂性和成本。
数据流动的阻碍：严格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和数据主权原则可能导致数据在不同区域之间难以自由流动，从而阻碍了全球价值链中信息流、知识流和资金流的顺畅运作。
数字服务市场割裂：一些国家的市场可能只允许本土或特定国家的数字服务提供商进入，限制了全球数字服务市场的竞争和发展。
网络安全的政治化：网络安全问题可能被政治化，成为国家间相互攻击和限制贸易的工具，而非合作治理的领域。
这种“数字铁幕”的形成将严重损害全球数字经济的互联互通性，增加贸易成本，降低全球价值链的整体效率。它不仅会阻碍创新和技术扩散，也可能导致数字经济的红利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普惠共享，从而加剧全球经济的分裂和发展不平衡。
4.4 劳动力市场冲击与收益分配不均
数字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全球价值链重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它可能导致就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并加剧收益分配的不均。
4.4.1 自动化与就业结构变化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对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的劳动力需求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技术在替代人类进行重复性、标准化、规则明确的任务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从而导致部分传统行业的失业或岗位流失。
具体而言，这种影响呈现出就业极化（Job Polarization）的现象：
中等技能岗位被压缩：全球价值链中过去由中等技能劳动力完成的常规性、流程化任务（如工厂流水线工人、客服代表、数据录入员、文书处理员）最容易被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替代。这些岗位往往是传统制造业和一些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例如，工业机器人在汽车制造和电子产品组装中的广泛应用，导致大量劳动力的岗位流失。
高端技能岗位需求增加：数字技术与认知技能、创造性技能、社交智能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具有高度互补性。因此，对高技能人才（如软件工程师、数据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员、战略分析师、创新设计师、高级管理者）的需求急剧增加，这些岗位的薪资也随之水涨船高。这些高技能人才在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低端服务岗位可能增加或保持稳定：一些需要人际互动、情感劳动或非重复性体力劳动的低端服务岗位（如护理、餐饮服务、保安、清洁工）相对难以被自动化替代，甚至可能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然而，这些岗位的薪资通常较低，且晋升空间有限。
这种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使得全球价值链中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那些拥有高端数字技能的劳动力能够抓住机遇，获得更高的收益；而中等技能劳动力则面临失业风险或被迫向低端服务岗位转移，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
4.4.2 收益分配不均
在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的利润空间和收益分配存在显著差异。通常呈现“微笑曲线”效应，即高附加值环节（如研发、设计、品牌、核心技术、营销）占据了产品大部分的利润，而低附加值环节（如加工、组装）的利润空间较小。
数字经济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收益分配不均的趋势：
技术红利集中：拥有核心数字技术和大型数字平台优势的企业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控制力。它们能够通过技术垄断、平台效应和数据积累，获取全球价值链中的大部分利润。例如，苹果公司通过其强大的品牌、设计和生态系统，在全球iPhone的价值链中获取了绝大部分利润，而代工厂商的利润率则相对较低。
“赢者通吃”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和网络效应，使得在特定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数字巨头能够迅速扩张，形成垄断或寡头格局，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支配地位，从而加剧了收益向少数企业和国家集中的趋势。
发展中经济体升级困境：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参与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尽管这为它们带来了就业和经济增长，但由于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限制，它们难以向价值链上游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从而长期停留在低利润空间。这种现象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捕获不平等，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难以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充分的经济红利，从而加剧了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下全球价值链重塑所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它们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当前国际贸易发展面临的复杂挑战。有效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努力，采取综合性的政策措施。
第五章 对策建议
面对数字经济下全球价值链重塑带来的深远机遇与复杂挑战，各国应积极采取多方面、系统性的对策，以促进国际贸易模式的健康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并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公平和效率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些建议涵盖了从基础设施到人才培养，从规则制定到供应链优化，再到贸易公平与全球合作的各个层面。
5.1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才培养
弥合数字鸿沟是确保各国能够平等、有效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和价值链的基础。没有坚实的数字基础设施和高素质的数字人才，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全球数字浪潮中获得竞争优势。
5.1.1 提升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高速公路”，其建设水平直接决定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连接能力和数据流通效率。各国政府应将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国家战略优先事项，大幅增加对高速宽带网络（包括固定宽带和移动5G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的投入。
这不仅包括城市区域的覆盖，更要注重偏远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补贴、公私合营（PPP）模式、鼓励电信运营商投资等方式，确保数字服务的普惠性。例如，推动“最后一公里”光纤入户，扩大5G基站的覆盖范围，建设区域性数据中心以降低数据存储和处理成本。
此外，国际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至关重要。各国应加强在跨境光缆、卫星通信网络、国际互联网交换中心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与投资。通过建设更通畅、更安全的国际数据通道，可以显著降低跨国信息传输成本，提高数据跨境流动的效率和可靠性，从而为全球价值链中信息流、知识流和资金流的顺畅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例如，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连接不同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一体化。
5.1.2 培养适应数字经济的复合型人才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的技能结构提出了全新要求，传统的教育和培训体系难以完全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各国政府应对教育体系进行深层次改革，将数字素养和核心数字技能从小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例如，在 K-12 教育阶段引入编程、数据分析基础、网络安全意识等课程，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和创新能力。
同时，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终身学习和职业培训机制。对于现有劳动力，应提供大规模、普惠性的数字技能培训项目，帮助他们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掌握人工智能应用、大数据分析工具、云计算操作、网络营销、数字内容创作等新兴技能。这些培训可以由政府主导、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或通过职业学校、在线教育平台等多种形式开展。例如，可设立专项基金，鼓励企业为员工提供数字化转型培训，或为失业和转岗工人提供技能再培训津贴。目标是构建一个能够持续更新劳动力技能的灵活体系，确保劳动力市场能够适应数字经济的快速演变，减少自动化带来的失业冲击，并促进劳动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向上升级。
5.1.3 推动国际数字人才合作
数字技能人才的短缺是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简化数字人才的签证程序，鼓励国际学生、研究人员和高技能数字人才的跨国流动，促进知识和经验的共享。
同时，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字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培训项目。例如，通过派遣数字专家、提供技术设备、资助数字教育项目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能培训和数字产业发展能力。这不仅有助于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也能为全球价值链提供更广泛的数字人才储备，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平衡发展。鼓励跨国企业在其全球价值链中，对当地员工进行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其在数字环境下的生产能力。
5.2 完善数字贸易规则与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现有国际贸易规则面临挑战，并可能催生新的数字贸易壁垒。构建开放、公平、透明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是确保数字经济红利在全球范围内普惠共享的关键。
5.2.1 促进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石油”，其跨境流动对于全球价值链的无缝协作至关重要。各国应在确保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就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达成共识，避免过度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和不必要的数字贸易壁垒。
这需要各国在以下方面进行努力：首先，加强对数据分类分级的研究，明确哪些数据属于敏感范畴，哪些可以自由流动，避免“一刀切”的限制。其次，探索建立互操作性强、信任度高的区域或全球数据流动机制。例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在数据保护方面设定了高标准，并提出“充分性认定”机制。各国可以借鉴这种模式，探索建立基于信任和互认的数据流动框架，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数据流动协议，推动“可信数据流”（Trusted Data Flows）理念，确保数据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能够安全、高效、合规地传输。此外，鼓励企业采用数据匿名化、加密、差分隐私等技术手段，在保护数据安全和隐私的同时，促进数据价值的释放。
5.2.2 协调数字税与反垄断政策
数字经济的无形性、全球性特征，使得传统的国际税收体系难以适应，导致数字税争议不断。各国应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在OECD或G20等多边框架下，共同探索建立符合数字经济特点的国际税收规则，以确保大型跨国数字企业在其运营地和利润来源地公平纳税，避免重复征税和税基侵蚀。例如，推动“双支柱方案”等国际税改方案的实施，确保全球数字企业的利润合理分配和税收公平。
同时，面对数字平台经济中日益突出的垄断和不公平竞争问题，各国应加强在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防止大型数字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数据垄断、算法歧视或不正当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包括对平台并购、数据滥用、排他性协议等进行监管，并探索建立国际层面的数字平台监管合作机制，以应对数字平台跨境运营带来的监管挑战。
5.2.3 提升网络安全治理能力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互联，网络安全风险日益突出，其影响已超越国家边界。各国应将网络安全视为国际贸易的基石，加强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建设，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打击网络犯罪。这包括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标准、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提升网络威胁情报共享能力、开展网络安全演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