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浏览首先，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其全球生产网络，倾向于在地理上更接近的地区（如北美、欧洲内部、东亚/东南亚）建立生产和供应网络。这一转变的驱动因素是多方面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例如中美贸易摩擦，促使跨国公司分散生产基地，以降低政治风险；运输成本的考量，特别是能源价格波动，使得在邻近市场生产和供应更具经济性；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例如对个性化、快速响应产品的需求增加，使得企业需要更贴近市场进行生产；以及对供应链韧性的压倒性要求，如新冠疫情期间暴露的全球供应链脆弱性，促使企业缩短供应链，减少跨洋运输，以应对突发事件和提高响应速度。这种区域化并非意味着完全的“脱钩”，而是在全球分工的框架下，形成了更多相互关联的区域性生产中心。例如，亚洲区域内部的电子产品制造和贸易网络日益紧密，欧洲内部的汽车产业链整合也在加强，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区域内价值链。
其次，供应链的多元化成为企业规避风险的重要策略。在过去，企业为了追求效率最大化，往往采取单一来源或少数来源的采购策略。然而，这种策略在面对自然灾害、贸易壁垒或地缘政治冲突时显得异常脆弱。因此，企业开始积极寻求替代供应商和生产基地，降低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过度依赖。例如，许多企业在原有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在其他国家建立“第二产地”或“第三产地”，以分散风险。这种多元化布局能够有效提高供应链的弹性，确保在部分环节受阻时，整体生产不受太大影响。例如，半导体行业的“去风险化”趋势，使得一些半导体企业在多个国家布局新的生产线，以应对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这种区域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并非完全脱钩，而是在保留全球分工带来的专业化优势的同时，通过加强区域内的协同和韧性，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来构建一个更为健壮和可持续的全球价值链网络。
3.1.2 服务环节重要性凸显
在数字经济时代，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甚至可以说，服务化是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往往侧重于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但随着全球经济向服务型转型和数字技术的赋能，研发、设计、营销、物流、金融、信息技术支持、客户服务、数据分析等服务环节，在产品价值创造中的贡献越来越大，甚至超越了传统的制造环节。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些服务更容易实现跨境交付和外包，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例如，软件开发、数据分析、远程客户服务、在线教育、远程医疗诊断等数字服务，可以通过互联网跨越地理限制，为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活动提供实时的、高质量的支持。企业通过将这些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服务环节外包给专业服务提供商，可以专注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利用外部的专业知识和资源，从而提高整体价值链的效率和竞争力。这种现象使得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从过去的辅助性环节，逐步演变为驱动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例如，在高端制造业中，产品前期的研发设计、后期的品牌营销和售后服务，往往贡献了产品的大部分增加值，而这些环节的核心都是服务。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这些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大增强，促进了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和作用不断提升。
3.1.3 创新驱动和高附加值环节前移
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和技术进步的加速，各国和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追求从低附加值环节（如简单加工、组装）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这种“微笑曲线”效应在全球价值链重塑中变得更加明显，即价值链的两端——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分销等知识密集型、创新密集型环节，贡献了产品价值的绝大部分。这些环节往往位于价值链的前端或后端，是价值创造和利润获取的主要来源。
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为创新和高附加值环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支持。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精准洞察消费者需求，为产品设计提供数据支撑，实现个性化定制；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加速新材料研发，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性能；云计算和物联网则使得企业能够更高效地管理全球范围内的研发团队和生产资源。这些技术使得各国和企业能够更好地掌握核心技术和品牌，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和更强的话语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强大品牌影响力的国家和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这种创新驱动和高附加值环节前移的趋势，也促使各国将发展重点从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以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3.2 数字技术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生产和贸易的物理边界，更重塑了价值创造、传递和捕获的方式。
3.2.1 降低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
数字技术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摩擦削减”的作用，显著降低了各种形式的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和扩展。
首先，在信息获取与传输成本方面，互联网的普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以及即时通讯工具的发展，使得企业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便捷性获取市场信息、供应商信息、客户偏好和竞争对手动态。例如，跨境电商平台如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提供了海量的商品信息、价格比较、用户评价和供应商信用记录，大大缩短了买卖双方的信息搜寻时间，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风险。企业无需派遣大量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即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合适的合作伙伴或市场。
其次，在通信与协调成本方面，高速互联网、视频会议系统、协同办公软件（如Slack、Teams、Zoom）、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以及供应链管理（SCM）软件等工具的广泛应用，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更高效地协调其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实现远程管理和控制。无论生产环节分布在世界哪个角落，管理者都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实时监控生产进度、调整生产计划、解决突发问题。这种无缝的沟通和协作能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和离岸外包，使得企业可以将更多精细化的任务分配给具备比较优势的不同国家，而不必担心因距离和沟通障碍导致的效率损失。
最后，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成本方面，物联网（IoT）、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与物流领域的深度融合，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供应链运作模式。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实现货物运输的全程追踪、实时监控温度、湿度、位置等关键信息，提高了物流的可视性和透明度。区块链技术可以为供应链提供不可篡改的交易记录，增强信任，简化清关流程，降低欺诈风险。大数据分析则可以优化物流路径，预测需求波动，从而实现库存的精准管理，减少库存成本和运输损耗。例如，智能仓储系统和自动化物流设备（如自动导引车AGV）提高了仓储和分拣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和差错率。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全球供应链更加高效、精准和可靠，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整体成本。
3.2.2 优化生产流程和资源配置
数字技术在生产环节的应用，使得全球价值链的内部运作更加智能化、柔性化和高效化，从而显著提升了整体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首先，在智能制造方面，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传统工厂向智能工厂转型。在智能工厂中，机器设备、生产线、仓储系统、质量检测系统等都通过工业互联网相互连接，实时产生并交换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优化生产参数、预测设备故障、实现故障自诊断，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设备利用率。例如，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机器人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生产，降低人力成本，同时减少人为错误，提高产品一致性。这使得企业能够更高效地进行大规模生产，同时也能更好地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
其次，在个性化定制与柔性生产方面，数字技术使得企业能够更灵活地响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的个性化定制生产。传统的生产模式往往需要大规模生产才能降低成本，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然而，借助数字技术，如3D打印（增材制造）可以快速制造原型和定制化产品，大幅缩短产品上市周期和模具开发成本。柔性制造系统（FMS）通过软件控制和自动化设备，可以快速切换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提高了生产线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消费者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参与产品设计，企业则利用数字技术将个性化需求迅速转化为生产指令。这种能力使得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能够更好地满足多元化、定制化的市场需求，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
最后，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能力使得企业能够更精确地预测市场需求、优化排产计划、精细化管理能源消耗和原材料库存。通过对历史数据、实时市场信息和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分析，企业可以更准确地判断未来的销售趋势，从而避免过度生产或库存不足。例如，通过能源管理系统和传感器网络，企业可以实时监测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识别浪费点，并采取措施优化能源效率，减少碳排放。这种基于数据的决策模式，使得全球价值链中的资源配置更加精准和高效，减少了浪费，提升了整体运营的可持续性。
3.2.3 催生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
数字经济不仅提升了传统产业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一系列全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这些新模式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成为国际贸易新的增长点。
首先，跨境电商是数字技术对国际贸易模式最直接、最显著的颠覆之一。它通过在线平台（B2B、B2C、C2C）实现商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直接交易，极大地打破了传统贸易的中间环节，如批发商、代理商、进口商等，降低了交易门槛。这使得原本缺乏国际贸易经验、资金和渠道的中小企业甚至个人也能直接面向全球消费者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例如，小微企业可以在亚马逊、eBay、速卖通等平台上开设店铺，直接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极大地拓展了其市场空间。跨境电商的发展使得贸易的边界变得模糊，也使得贸易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
其次，数字服务贸易的兴起是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又一重要贡献。传统的服务贸易往往受到地理和物理接触的限制，但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高速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许多服务可以进行无形化、无接触的跨境交付。例如，软件开发、IT运维服务、远程医疗诊断、在线教育课程、数据分析报告、数字内容（音乐、电影、游戏）等，都可以通过网络即时传输，不受地理距离的限制。这种可贸易性的增强使得数字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贸易新的增长点，也使得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成为驱动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
最后，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也重塑了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方式。基于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如共享经济（如Airbnb、Uber）、零工经济（如Fiverr、Upwork）等，连接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促进了生产要素的灵活配置和全球化协作。这些平台通过算法匹配供需，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例如，一个设计师可以跨国为全球客户提供设计服务，一个翻译可以在线承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翻译任务。平台经济不仅使得贸易的组织更加网络化和扁平化，也为个人和微型企业提供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渠道，进一步拓宽了国际贸易的边界。
3.3 国际贸易模式的新变化
在数字经济和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共同作用下，国际贸易模式呈现出以下显著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共同定义了21世纪的国际贸易新范式。
3.3.1 中间品贸易和附加值贸易占比上升
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发展使得中间品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形式。传统观念认为的“产品贸易”已无法完全反映国际分工的真实图景。各国不再仅仅出口最终产品，而是更多地专注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某个或几个特定环节，进行中间品的生产和出口。这些中间品（如零部件、半成品、原材料等）经过多次跨境流动，最终才形成消费者手中的成品。例如，一部智能手机可能由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数百个零部件组装而成，每一个零部件的生产和运输都构成了中间品贸易。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中间品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约40%上升至近年的55%以上，远超最终产品贸易的占比。
同时，随着全球价值链的细化和深化，人们对国际贸易的衡量也从传统的“总额贸易”转向更具洞察力的“增加值贸易”。传统的贸易统计通常记录产品的总价值，但全球价值链使得产品的总价值包含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增加值。例如，一件衣服的总价中可能包含了来自中国的纺织增加值、越南的缝纫增加值和意大利的设计增加值。增加值贸易理论旨在通过构建全球投入产出表等方法，更准确地衡量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实际创造的增加值，从而揭示贸易对各国经济的真实贡献和收益分配。数字技术，特别是大数据和供应链管理系统的应用，使得企业能够更精确地追踪和核算每个生产环节的增加值。这种对增加值的关注，使得各国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在高附加值环节（如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的增加值贡献日益突出，而这些环节往往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体现。因此，附加值贸易的理念不仅改变了我们对贸易的统计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对自身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评估。
3.3.2 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数字技术的可贸易性极大地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服务贸易的爆发式增长，成为国际贸易新的亮点和增长极。传统的服务贸易往往受到地理距离和物理接触的限制，例如旅游、运输等。然而，随着高速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的发展，许多原本“不可贸易”的服务现在可以进行无形化、无接触的跨境交付。
例如，软件开发外包、IT运维服务、远程医疗诊断、在线教育课程、金融科技服务、数据分析报告、数字内容（如流媒体音乐、电影、游戏）以及基于云的软件即服务（SaaS）等，都可以通过网络即时传输，不受地理距离的限制。一个位于印度的数据分析师可以为美国的公司提供服务，一个中国的程序员可以为欧洲的客户开发软件，一个英国的在线教师可以为世界各地的学生授课。这种能力使得数字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中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近年来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速普遍快于商品贸易，而数字服务贸易在其中更是占据主导地位，其增速远超传统服务。
数字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不仅改变了国际贸易的结构，使得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从过去的辅助性环节演变为驱动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而且也促进了贸易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中小企业和个人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种服务的可贸易性，也使得价值链的构成更加复杂，不再仅仅是商品流动的网络，更是包含了信息流、知识流、服务流的综合网络。
3.3.3 贸易碎片化与网络化
数字经济使得生产过程能够被更精细地分解为不同的“任务”，并分配到全球各地，从而推动了国际贸易的碎片化与网络化发展。
首先是贸易碎片化。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一个最终产品可能由来自多个国家的数百个零部件和中间品组装而成，每一个零部件的生产、运输、组装和服务的提供都构成了一次独立的贸易活动。这种生产过程的分解和跨国分配，使得国际贸易的交易数量和复杂性大幅增加。例如，汽车、电子产品等复杂产品的生产，已经高度依赖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和中间品贸易。这种碎片化不仅体现在商品贸易中，也体现在服务贸易中，例如，一个全球性的客户服务中心可以由来自不同国家的客服人员共同提供支持。
其次是贸易网络化。企业之间不再是简单的线性供应链关系，而是形成了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不同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其子公司、供应商、分销商、服务提供商等）通过数字平台和信息系统紧密连接，协同生产和管理。例如，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其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供应链管理（SCM）系统、云协作平台等，将全球的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进行实时协调和管理。这些数字平台使得信息共享、订单处理、库存管理、物流追踪等功能得以高效实现，从而构建了一个高度互联互通的贸易网络。这种网络化使得贸易流向更加复杂，也对传统的贸易统计、海关监管和政策制定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传统的贸易概念和统计方法可能无法完全捕捉这种复杂的网络化交易。同时，这种网络化也使得全球价值链更具韧性，但若某一关键节点受到冲击，其连锁反应也可能波及整个网络。
3.3.4 贸易参与主体多元化
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使得原本难以直接参与国际贸易的中小企业和个人，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首先，中小企业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日益突出。传统的国际贸易往往是大型跨国公司的主导，因为它们具备雄厚的资金、丰富的经验和广阔的渠道。然而，跨境电商平台（如阿里巴巴国际站、速卖通、Etsy等）的兴起，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直接面向全球市场和消费者的机会。这些平台提供了便捷的支付、物流、营销和客户服务等支持，使得中小企业无需投入巨额资金建立海外分支机构或分销网络，即可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例如，一家小型手工艺品作坊可以通过Etsy平台将其产品销售给全球的消费者，而无需传统的贸易中间商。这极大地降低了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增强了贸易的包容性。
其次，微型跨国公司和个人在全球贸易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数字服务和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个人也能提供跨境服务，从而形成了“微型跨国公司”现象。例如，在线自由职业者平台（如Upwork、Fiverr）连接了全球范围内的专业人士（如设计师、翻译、程序员、数据分析师）与有需求的客户，使得个人可以跨国界提供服务并获得报酬。在线教育平台使得教师能够面向全球学生授课。这种模式模糊了雇佣关系和贸易关系的界限，使得“个人即公司，服务即产品”成为可能。这些微型贸易主体虽然单体规模小，但数量庞大，其集体力量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这种贸易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国际贸易的活力和包容性增强，但同时也对贸易监管、税收征管、消费者保护、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国政府需要探索新的治理模式，以适应这些新兴贸易主体的特点和需求。
第四章 存在的问题
数字经济下全球价值链的深度重塑，虽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效率提升，但也伴随着一系列复杂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国际贸易模式的公平性、效率和可持续性，更可能加剧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和地缘政治风险。
4.1 数字鸿沟与发展不平衡
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普及存在显著差异，这导致了数字鸿沟的持续加剧，进而深刻影响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能力、升级路径以及经济发展潜力。
4.1.1 基础设施差距
数字经济的运行依赖于高速、泛在、安全的数字基础设施。然而，全球各国在宽带网络覆盖率、网络速度、数据中心建设、5G网络部署等方面存在明显的鸿沟。发达国家通常拥有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例如，其互联网普及率普遍在90%以上，移动宽带普及率甚至超过人口总数（一人多卡），数据中心规模庞大，5G网络覆盖广泛，这使得它们能够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并高效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工具来优化其供应链管理。
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却普遍落后。例如，在非洲、南亚等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可能仅为50%甚至更低，网络速度缓慢，数据中心和5G基站建设严重不足。这种基础设施的不足，直接限制了这些国家接入高速互联网、利用先进数字服务的能力，使得其企业难以有效连接全球数字平台，难以进行高效的数字协作和贸易。这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难以承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生产任务，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甚至面临被全球数字经济边缘化的风险，从而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平衡。
4.1.2 数字技能与人才短缺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劳动力市场提出了全新的技能要求，需要大量具备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包括软件工程师、数据科学家、人工智能专家、网络安全专家以及能够熟练运用数字工具的产业工人。
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教育体系、人才培养和职业培训方面相对滞后，缺乏对新兴数字技能的投入和普及。这导致了严重的数字技能人才短缺，无法满足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例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可能未能及时更新课程内容以适应数字技术发展，职业培训机构也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来提供高质量的数字技能培训。这种人才结构上的差距，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抓住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难以在高附加值的数字服务和创新环节中取得优势，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停留在低附加值环节，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这种人才短缺不仅影响了现有企业的竞争力，也阻碍了新数字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4.1.3 规则制定与治理能力不足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跨境特征，使得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面临巨大挑战，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提升国内数字治理能力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首先，话语权较弱。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谈判中，发达国家通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能力、经验和谈判实力的不足，往往在规则制定中处于被动地位，难以充分表达自身诉求和保护自身利益。这可能导致最终形成的国际规则更倾向于发达国家的利益，从而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公平的限制。
其次，国内法规和政策滞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制定适应数字时代特点的国内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能力，例如在数据隐私保护、网络安全、数字税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和监管体系不健全。这种滞后性不仅可能导致国内数字经济发展无序，也使得其在国际数字贸易中处于劣势，无法有效应对数据主权、网络安全等风险。例如，缺乏对数据跨境流动的明确规定，可能导致企业无所适从，或面临国外严格的数据保护法规的合规挑战。这种规则和治理能力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数字鸿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有效融入全球数字经济和价值链。
4.2 数据治理与数字贸易壁垒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其跨境流动、存储和使用涉及数据主权、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复杂敏感问题。各国在数据治理理念和实践上的差异，正在逐步形成新的数字贸易壁垒，对全球价值链的无缝运作构成挑战。
4.2.1 数据本地化要求与跨境流动限制
出于国家安全、数据主权、公民隐私保护以及本土产业发展等多种考虑，一些国家出台了严格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强制要求企业将其在境内运营过程中产生或收集的特定类型数据存储在本地服务器，并限制数据的跨境传输。例如，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数据跨境流动设置了严格条件；中国也对特定领域的数据跨境流动有明确规定。
这种数据本地化要求和跨境流动限制，对于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效运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企业为了遵守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可能需要在多个国家建立数据中心，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成本。同时，数据在企业内部和全球价值链中流动的效率也受到严重影响，例如，跨国公司可能无法将全球各地的客户数据集中进行大数据分析以优化全球营销策略，也无法将分散在不同国家的生产数据进行实时共享以实现高效的供应链管理。这不仅降低了全球价值链的效率，也阻碍了数字服务的跨境交付，成为一种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增加了全球数字经济的“碎片化”风险。
4.2.2 监管碎片化与数字税争议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监管标准、隐私保护法规、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和执行存在显著差异，导致监管碎片化。例如，各国对数据隐私的定义、用户同意的范围、算法的透明度等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使得在多个国家开展业务的数字企业面临复杂的合规挑战，增加了其运营成本和法律风险。
此外，数字税争议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又一热点问题。传统的国际税收体系主要基于物理存在和利润来源地原则，难以适应数字企业“轻资产、重服务”的特点。一些国家认为大型跨国数字企业在其境内获取了巨额利润，但由于其在本地没有实体存在或利润转移，导致税收收入不足，因此纷纷出台了独立的数字服务税。然而，这种单边征税措施可能导致重复征税，并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和报复性关税。国际社会（如OECD）正在积极推动全球数字税改革，试图达成多边解决方案，但进展缓慢，这使得数字税问题成为阻碍数字贸易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