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浏览契约管理与绩效评估：NPM强调通过明确的合同或协议来规范服务内容和责任，并进行绩效评估。在“互联网+政务服务”中，通过服务事项清单、办事指南的标准化，以及线上评价、投诉反馈等机制，构建了类似契约的责任关系和评估体系。
3.2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指导
服务型政府理论强调政府的根本职能是为社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以满足公民需求为宗旨。这一理论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对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根本指导。
职能转型：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政府从传统的“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了政府职能从重审批向重服务、重监管转变，将更多精力放在为公民和企业提供便利、优化营商环境上。
以公民需求为导向：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府的行动逻辑应围绕公民需求展开。“互联网+政务服务”正是通过在线咨询、智能推送、个性化服务等方式，主动识别和响应公民和企业的需求，实现从“有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到“需要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的转变。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普惠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普惠化。“互联网+政务服务”通过线上平台，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偏远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大致均等的政务服务，提升了服务的普惠性。
服务流程优化：服务型政府追求高效、便捷的服务流程。“互联网+政务服务”正是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智能审批等，简化办事环节，减少材料提交，实现“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极大提升了服务效率。
透明公开：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务公开和透明。“互联网+政务服务”通过政务公开平台、办事指南公开、办理进度查询等，使得政务服务全过程更加透明，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3.3协同治理理论的运用
协同治理理论（CollaborativeGovernance）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之间为了共同的公共目标，通过协商、合作、伙伴关系来共同解决公共问题。“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深入发展，使得行政管理体制从单一主体治理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
跨部门协同：协同治理突破了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部门壁垒。“互联网+政务服务”通过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业务协同系统，推动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联动，实现跨部门“一件事一次办”，有效解决了“信息孤岛”问题。
跨层级协同：协同治理也强调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作。“互联网+政务服务”通过国家、省、市、县、乡镇/街道五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体系建设，实现了政务服务事项的跨层级办理和业务协同，提升了政府整体的协同效率。
政社合作与公私伙伴关系：协同治理鼓励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等建立伙伴关系。“互联网+政务服务”促进了政府与科技企业在平台建设、技术研发、数据应用等方面的合作；同时，也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政务服务创新，共同提供优质服务。
数据驱动的协同：大数据成为协同治理的重要媒介。“互联网+政务服务”通过数据的汇聚和共享，使得不同部门和层级能够基于统一的数据底座进行协同决策和业务办理，提升了协同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共同责任与风险分担：协同治理意味着参与主体共同承担责任，并分担风险。在“互联网+政务服务”中，政府与合作伙伴共同承担服务责任，共同应对技术风险和安全风险，形成责任共担机制。
3.4信息社会理论的延伸
信息社会理论探讨信息技术发展对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影响。在信息社会背景下，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是必然趋势。
信息流主导：信息社会以信息流而非物质流为主导。“互联网+政务服务”使得信息成为行政管理的核心资源，信息的及时获取、准确分析和有效利用，成为提升行政管理效能的关键。
扁平化与去中心化：信息技术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层级制和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促进组织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互联网+政务服务”通过在线平台和数据共享，减少了中间环节和层级，使得行政管理更加直接和高效。
虚拟化与无边界：信息技术使得政务服务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实现“无边界”服务。公民和企业无需到政府大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享受政务服务，这种虚拟化改变了传统的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模式。
知识管理与学习型组织：信息社会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互联网+政务服务”通过数据积累和分析，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促进政府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能够快速适应变化，不断改进服务。
数字化公民：随着信息技术普及，公民逐渐成为“数字化公民”，他们习惯于线上交互，对政府服务也抱有更高的数字化期待。这种公民角色的转变，倒逼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数字化转型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
第四章“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核心内容与路径
4.1职能转变与角色重塑
“互联网+政务服务”最根本的创新在于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行政管理体制的角色重塑。
从“管制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过去政府重审批、重管理，现在要彻底转变为以公民和企业需求为中心的服务提供者。这意味着政府将更多精力放在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而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和管制。
从“管理型”向“智慧型”政府转变：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政府能够实现更精准的施策、更智能的监管、更科学的决策。例如，通过数据分析预判社会风险，精准推送政策，实现主动服务和“无感审批”。
从“部门本位”向“整体政府”转变：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构建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变“部门内循环”为“政府整体协同”。这要求政府从各自为政转向协同配合，共同解决复杂问题。
从“单一主体”向“多元协同”转变：政府不再是唯一主体，而是作为引导者、规范者和平台搭建者，与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和治理。例如，鼓励科技企业提供技术支撑，社会组织承接专业服务，公民参与服务评价。
强化监督管理职能的数字化转型：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对市场行为、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的全流程、智能化监管，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实现“互联网+监管”。
4.2组织机构优化与扁平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了行政管理体制的组织结构优化，向扁平化和柔性化方向发展。
整合政务服务机构：推动各地将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政务服务事项和窗口整合到统一的政务服务中心，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设立政务服务管理机构，统筹协调本地区的政务服务工作。
推行“大部制”改革：根据职能相近原则，整合职能交叉重叠的部门，减少行政层级和内设机构，实现“精兵简政”，提高行政效率。例如，将分散的审批职能归并到统一的行政审批局。
构建虚拟化、网络化组织：随着在线协作和数据共享的常态化，传统物理空间内的组织结构可以向虚拟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打破地域和部门限制，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远程协作。
强化中台建设：借鉴互联网企业的“中台”模式，构建政务数据中台、业务中台、技术中台，为各业务部门和应用系统提供统一的数据、技术和业务能力支撑，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提升政府整体运营效率。
设立首席数据官（CDO）制度：探索在各级政府设立首席数据官，负责统筹政府数据管理、共享、开放和应用，推动数据驱动型决策和治理。
优化基层服务机构：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将更多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下沉到乡镇（街道）和社区（村），建设功能完善的基层综合服务站，方便群众就近办理。
4.3流程再造与一体化服务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核心是基于信息技术对传统行政管理流程进行再造，实现政务服务的一体化。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围绕企业和群众的“一件事”，整合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环节的业务流程，实现线上“一表申请”、线下“一窗受理”、数据共享复用、结果统一送达，让群众办事“只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
全流程线上化办理：推动政务服务从申请、受理、审批、发证、送达等全流程实现线上办理，减少纸质材料，取消不必要的现场踏勘、核验环节。
标准化与规范化：统一政务服务事项的名称、编码、办理流程、申报材料、审查要点、办理时限等，形成全国统一的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和实施清单，实现“同一事项无差别办理”。
智能审批与自动化：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RPA等技术，对符合条件的简单高频事项实现“秒批秒办”、“智能审批”，提高审批效率和准确性，减少人工干预。例如，通过人脸识别、OCR识别等技术自动校验材料。
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建设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通线上服务平台与线下实体大厅、自助终端等渠道，实现线上线下服务融合互补、无缝衔接。
主动服务与免申即享：利用大数据分析，主动识别符合条件的政策对象，变“群众找政策”为“政策找群众”，实现政策红利“免申即享”，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和主动性。
4.4数据驱动与智能决策
数据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核心要素，数据驱动是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构建统一数据底座：加快建设国家级和地方级政务大数据平台，汇聚整合各部门数据资源，形成统一、权威、动态更新的政务数据底座。
打破数据壁垒，实现共享开放：健全政府数据共享交换机制，明确数据共享的范围、权限、流程和责任，打破部门间“信息孤岛”。在保障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依法依规推动政务数据向社会开放，鼓励社会开发利用。
数据赋能科学决策：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公共安全、民生需求等进行深度分析和预测，为政府制定政策、优化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提升决策的精准性和预见性。
数据赋能精准监管：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市场主体行为、公共安全风险、生态环境状况等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实现从“事后监管”向“事前事中监管”转变，提升监管的智能化和精准化水平。
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建立健全数据管理制度、数据质量标准、数据安全保障机制，提升政府数据治理能力，确保数据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和安全性。
加强数据人才培养：加强政府部门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等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升公务员队伍的数据素养和数据应用能力。
4.5协同共治与公众参与
“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了行政管理体制向协同共治和公众参与的方向发展。
构建一体化协同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政务服务协同机制，明确各部门、各层级在一体化政务服务中的职责分工和协作流程，形成合力。
加强政企合作：鼓励和引导科技企业、互联网公司等市场主体参与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技术研发和运维，发挥其专业优势和创新能力，形成政企合作共赢的局面。
促进政社合作：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宣传、社会监督等，发挥其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独特作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治理格局。
提升公众参与度：拓宽公众参与政务服务的渠道，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新媒体、政务服务平台等，广泛征集民意、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公众对政务服务的评价反馈机制，将评价结果作为改进服务和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创新公众互动方式：探索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创新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方式，提供更加便捷、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提升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例如，智能问答机器人、虚拟政府大厅等。
